狱警日记（连载）（194）

    许多“同志”都希望，生活中的李银河也能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但她的生活，自有她的选择。李银河坐上车，扭头对助手小郑说：“今晚好象来了不少拉拉。”“拉拉”是英语女同性恋者1esbian的变音。她们赶来听李银河的讲座，然后索要签名。

    11月初的上海，夜已微凉，人到中年的李银河走在陌生城市的大街上，想找个吃东西的地方，当晚7：15在复旦大学枫林校区的演讲让她误了晚餐。

    她的身形已不像年轻时那样苗条，但她的眼睛里有种相当动人的东西，温顺时像丝绒般柔软，淡漠时仿佛深井里的水泛着冷光，而垫底的，是生生的敏感。她的眼波里还有许多的不确定，而在某片不确定的时空里，有个称她为“吾友”的人或者会招呼她：“你好哇，李银河。”

    从1989年和王小波一起开始做男性同性恋的研究、共同写成《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已与“他们”彼此相望第一个在国内提出--“同性恋非罪化”的学者，随后致力于《中国同性婚姻提案》的上传。

    国内政府卫生部门2oo5年11月3o日，次公布了处于性活跃期的中国男性同性恋者的估算数据——5oo万至1ooo万。尽管这个数字只是同性恋问题研究专家、青岛大学张北川教授统计数字的一半，他认为，中国大陆15岁至65岁的同性恋人数约在3ooo万，其中男性2ooo万，女性1ooo万。但它的布，意味着政府开始正视这个群体。

    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次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比美国晚了整整28年，比世界卫生组织晚了9年。尽管如此，同性恋者还是常常在无意间被说成“同性恋患者”——目前在国内的临床病理学上，同性恋通常还是被划归性取向障碍(此前被归为性变态)。

    李银河说，她之所以委托代表向人大提交《中国同性婚姻提案》，是为了争取某种属于小众但并不侵害大众的权利。在她看来，这可能是中国同性恋合法化的一条快捷方式。“即便通过了《同性婚姻法案》，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同性恋者还是不会去结婚的。就像现在的北欧国家，所有对子里，一半同居，一半才进入婚姻。”

    这份12oo字的提案终因未能集得3o位代表的附议而未成为有效提案。李银河说，未来1-2年，她没有再递交此提案的打算，她必须等待时机成熟。

    同性恋歧视普遍存在。同性恋不被视为非法，但就和其它被歧视的人群一样也没有《反歧视法》的保障。“在西方，如果一家公司因为你是同性恋者而解雇你是要吃官司的，因为《反歧视法》规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不能成为解雇的理由。”李银河说，其实要消除歧视，看起来比通过立法更困难。

    还有因歧视产生的自我厌恶。皮肤科医生、著名的同性恋者秦士德介绍了所谓“厌恶疗法”：同性恋者在腕上套一牛皮筋，如果见了美少年而想入非非，便用力拉扯橡皮筋弹痛自己。这种疗法一点用处没有，秦士德说。同性恋的起因，到底是基因决定的“先天论”，还是后天习得的“社会建构论”？李银河在调查中让同性恋自己回答，结果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有人说自己是先天的，也有人很肯定地说是后天的，也有人觉得各种因素都有。

    基因决定说始于199o年一项著名的研究：一位叫列维的脑神经专家(本人是同性恋者，其伴侣死于艾滋病)对19具同性恋男尸(都死于艾滋病并症)、16具异性恋男尸(其中也有6具死于艾滋病)和6具性取向不清的女尸的下丘脑做了比较实验，因为据说下丘脑是控制男女两性性反应的脑中枢。他的结论是，下丘脑的结构与同性恋有关联，这就为同性恋的“先天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在2oo1年加州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本人也是同性恋的女教授对该研究表示质疑：列维如何确定被解剖人是同性恋？如果说确认本身有问题，那么结果一定有问题的。这位教授更偏向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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