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管束下,甚至形成了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只要在大汉境内不聚众执械,不为祸乡里,但凡出了边塞,那真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除了不去劫掠拥有汉廷通商符令的胡商,就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
饶是在外邦杀人纵火,只要返归汉境,重新做回“良善百姓”,也没甚可忧心的。
不得不说,大汉境内的治安愈发良善,也与鼓励类似的境外捕奴活动有不小关系。
大汉百姓再淳朴勤劳,也终归会有好逸恶劳的闲汉,不愿苦哈哈的在地里刨食,也不愿到作坊务工,就想着发笔横财,过上锦衣玉食的舒坦日子。
应募捕奴,无疑是个好差事,虽有不小风险,但获益也大,玩命做个三两年,但凡没死在外头,回来的多半都能成家赀不菲的富家翁。
毕竟除却掳掠到奴隶能得的赏钱,抢到的缴获也能依章程与主家照比例分润,真若运气好,抢到些珠玉珍宝甚么的,莫说下半辈子衣食无忧,指不定还能给子孙留笔不菲的家业。
当然,亦多有不敢玩命应募捕奴者,然他们也没甚么能力横行乡里,就是群小混混,无论在甚么年月,这类人都是上不得台面的,黑白两道都混不开,实在算不得社会毒瘤,顶多是小小渣滓罢了。
尤是汉人铁血尚武,绝大多数男子都服过两年兵役,朝廷对寻常刀剑的管制也不甚严苛,除却强力军弩等精良兵械,百姓家多有自制的弓矢刀剑,小混混们若是闹得过火,指不定没等官兵出手,街坊邻里就会跳出几个退伍老兵,将他们扭送官府了。
捕奴行当,不宜摆上台面,然皇帝刘彻却是知晓,这个行当的出现是必然的,朝廷固然能强力打压,却会连带影响到贩奴贸易乃至境外殖民,也会引发不小的非议。
堵不如疏!
与其强力打压,迫使其转入地下,成为更大的隐患,倒不如暗中疏导,既有利于朝廷监管,亦能让他们无偿的为汉军建立更多的海外桥头堡,甚或提供更多更具体的军事情报,譬如地势,天候,蛮夷的势力分布……
正是出于此等考量,故汉廷近年虽已鲜少再颁布官方捕奴政令,但民间的捕奴行当却愈发兴盛,除却西域诸国和塞北乌桓,境外凡汉人能履及之地,皆多有“汉寇”出没。
要分辨“汉寇”和“胡寇”,实是不难的,但看是否远离各处商道,有否袭击打出汉商旗号的商队,就能明晰“汉胡”寇匪之别。
莫说诸多外邦小国,便是巽加和安息这两大强国,近年都不胜其扰,再三向汉廷大行府遣使,送上国书,要求汉廷管束子民,勿教他们为祸友邦。
大行令张骞却是反咬一口,言称两国污蔑汉廷与盗寇有所牵涉,实在欺人太甚,若不好生给个交代,怕是要影响邦谊,惹得我大汉天子震怒。
“你等回去告知自家国君,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勿谓言之不预!”
张骞对面色惨白的两国使臣如是道。
于是乎,巽加与安息也只能吃下这哑巴亏,再未提及此事。
安息军力强盛,出兵剿匪没甚么大不了的,故“汉寇”也没敢在安息境内太放肆;巽加则因“汉寇”掳掠的绝大多数都是贱民,对雅利安贵种而言,除却面子上过不去,实则也没甚么真正的损失,贱民本就是雅利安人“不可触碰的污秽”,做奴隶都嫌脏,被“汉寇”掳走也没甚么大不了的,不过是再换批掏大粪的罢了。
两大强国受得了,哀劳却是遭不住的。
哀劳虽是疆域广袤,却着实地广人稀,数千里疆土不过区区六十余万属民。
尤是哀劳关闭与大汉的边市和商道后,敏锐的汉商们就嗅到两国交恶的意味,暗中招募的捕奴队对哀劳下黑手,更是再无过往般有诸多顾忌。
哀劳守军稍不留神,周边地域就是整村整寨惨遭烧杀抢掠,寇匪行凶后,为掩蔽行踪或阻截追兵,甚至不惜纵火焚山。
数月间,西随水畔的哀劳腹地端是烟硝漫天,横尸处处,便连居于西随水下游入海口的大汉胥浦城,都屡屡见得上游漂来的腐臭浮殍。
胥浦太守徐隅真真急了眼,召集各大商团主事,疾言厉色的明言,让他们约束好境外的手下,不得在汉境周边焚烧山林,更不得随意往西随水弃尸。
否则到了春夏交际之时,蚊蝇丛生之季,胥浦之地一旦爆发疫病,他的官位还如何保得住?
商团掌事们晓得太守绝非虚言恐吓,断人仕途,如杀人父母,徐隅得为牧守边郡的封疆大吏,背景自然硬实得很,一旦真急红了眼,连他们背后的东家都未必给面子,更遑论要惩治他们这些小角色,判个就地斩决都不带犹豫的。
于是乎,哀劳东北疆域渐渐安稳下来,然南境却又是处处告急,哀求国君尽速派兵前来剿匪。
“三面汉军皆是磨刀霍霍,倾举国之兵严加防范尚是捉襟见肘,又如何能分兵剿匪?”
哀劳国君满脸倦容,阖上眼睑,长叹道:“传吾王令,遣些将士护送南境百姓迁徙,暂避匪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