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机、ECMO机、防护服、口罩、隔离设备、甚至是血浆……如果上级不解决这些,只是让我们这不准那不准,只是让我们加油,我们再加油,再拼命,但我们已经到了极限,我们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孙爱兵说:“老百姓得了疑似新冠肺炎,东奔西跑等检测,等床位,医院留观室都躺满了人,有的患者不属于医院留观的疑似病人,他们也在急诊室门诊部呆着。他们说,在家是等,还不如在医院等,说实在,我们到了最紧要、最危险的时刻!”
祝义说:“我们又有几名医护人员出现了疑似新冠体征,我们自身难保,又怎么去救别人!”
此时的李明,被一种深深的自责折磨着。他知道祝义和孙爱兵所说的一切,可是现在的抚民医院,就如被病毒围攻的一座小岛,而且恐慌又在掀起惊天骇浪,似乎要把这座小岛吞没。他和全院的医护人员就是坚守在这座小岛上的战士。他顶住上面的压力,他承受社会的压力,他承担医院的压力,他忍受大量病患人们的压力。他处在漩涡的中心,他受着多重的夹板气!但是再难,也要扛住,也要顶住。
李明看了看大家,眼眶湿了,强忍住泪水,说:“各位同仁同事,我是院长,也是一名医生,更是大家的兄长,我和你们同在一条船上,同守一座小岛,刚才说的几个不准,不通知,不发文,就算我个人的意见吧!但是当我们的所有选择都不被允许时,我们最后的选择就是忍受或沉默!”
这时,吴爱春站起来,说:“我不能忍受,我不能沉默。我给你们讲述昨天值夜班时,发生在急诊留观室的一件事。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在出租房内坚持了七天,到处跑医院,各个医院都是排满了病人,最后他来抚民医院排了三天队,确诊疑似留观。在留观室又等了三天,病情恶化。他跪地求着我,我发现已经不行了。但是没有病床,重症室排到了几百号人,转院也转不去,我怎么救他?我看着他与未婚妻视频。他女朋友在外省一个县城,也给我下跪求救。我无能为力啊!我没有特效药,没有设备,没有病床,一句话,我没条件救他,我只有同情,我无回天之力。夜里十二点,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我尽力安慰他。他知道自己不行了,向我要了纸和笔,给他女朋友写了几行字:“亲爱的,我恐怕不行了,我们的梦,婚纱梦,房子梦,宝宝梦,一切都化为了泡影。我不在了,你不要过于悲伤,再找一个男朋友,这个人一定要爱你宠你。纸条上的这串数字是我的银行密码,我把身份证和银行卡交给了吴医生。吴爱春大夫,他会联系你!”吴爱春说着,把那份遗书和那个年轻人的身份证、银行卡放在了李明面前。
李明神色凝重,交给在场的办公室主任,沉默片刻问:“那个年轻人的遗体呢?”
吴爱春说:“还在留观室。”
李明等人来到了急诊室留观室,发现一个瘦瘦的年轻人在门口,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我来自湖南,我来当一名志愿者!”
这个小伙子叫程东,个子不高,短发,方脸,神情刚毅,戴一副近视镜。他昨晚搭一辆救援武汉的货车,今天来到了抚民医院。他不知道志愿者在哪报名,也不知道志愿者可以帮哪些人做什么事,于是就写了个牌子,挂在胸前。
李明停住脚步,看了看眼前的这个小伙子,问:“你想做志愿者?”
程东点点头,说:“是,我应当来做一名抗击新冠肺炎的志愿者。”
李明问:“你从湖南这么远来,家住哪里?”
程东说:“我家在长沙附近的一个县,雷锋的故乡。”
李明问:“你家人知道吗?他们同意吗?”
程东答:“我家里父母都答应了,父亲是村干部,母亲是残疾人。”
李明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程东说:“现在我还没参加工作,我是在校研究生,快毕业了。”
李明把程东揽进怀里,轻声说:“小伙子,我代表医院感谢你。”
这时,熊君也来到了急症室,他第一眼就看到了这个胸前挂着“我是湖南人,我来做志愿者”的青年人。
熊君问程东:“你为什么想到这么远来湖北来武汉做一名志愿者的?”
程东摸摸平头,笑了笑,说:“我也没想太多,我读高中就是学校助学金,后来上了大学,也是学校给的一等奖学金。读研究生,靠学校助学金,同时一些爱心人士经常帮助我,衣服啦,生活费啦,实习考察所要的费用啦,甚至我的手机、电脑也是一个做慈善的奶奶买的。没有社会大家庭,也没有我,所以,我这次来也是报恩吧。”
熊君问:“你离开家时,你爸怎么说?你妈怎么说?”
程东笑了笑:“我爸大年初三挨家挨户去敲村民的门,叫他们下田去摘菜,说是送些蔬菜给武汉。我离开时,已经有几十个村民下地忙活了。我妈残疾了几十年,行走困难,她只是跟我说,东儿,你想去就去,有仇报仇,有恩报恩,平安回来,让你爹给你炖只土鸡吃!”
李明轻轻地拍了拍程东的肩膀,说:“程东,我们这儿缺清洁工,缺搬尸工,你愿意吗?你怕吗?”
程东说:“我不怕,你吩咐就是了,如果我在武汉倒下,请把我的骨灰洒进长江里,我不怕死!”
李明情不自禁地上前拥抱住程东,说:“年轻人,我的好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