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慢侯一开始也很感兴趣,以为那些思辨他也想不明白,对啊,明明乡下更容易谋生,粮价更低,吃的更保,却为什么还要留在城里呢,城里物价高,生活水平低,为何不回乡。
这个问题不是归纳总结和推理思辨能得出答案的,因为总有人从农村进城,也总有人从城里返乡。直接去问他们,答案是千奇百怪。有的城市穷人觉得,留在农村没意思,城里有大戏台,有青楼,有酒肆,有各种各样的稀奇玩意,这是贪图花花世界的人。也有人觉得,城里更容易发财,在农村一辈子也就那样了,得出来闯一闯,搏个富贵,毕竟这是初期商业社会,各种进城发财的传说故事,不比海商的鬼怪传奇少。
可这些一定不是主流,随着越来越多的答案出现,一个真实而不合逻辑的结论出现了:城市事实上比农村更容易谋生!
城市工资比农村高一点,可是城市物价要更高,工资比物价,城市人的相对收入更低。调查也确定,城里人比农村人吃的食物更少,更寒酸。可在这种情况下,城里人竟然还能存下一点钱,而农村人反倒是更不愿意存钱,他们住在土豪的屯堡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的十分稳定安逸,自然没有风险意识。城里的雇佣关系并不稳定,雇佣双方没有血缘关系,市面不好说解雇就解雇,因此城里人会存下一点钱防备。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了,李慢侯也会觉得,人肯定会选择更安逸的生活,给自己的二舅、三叔当长工,就算偶尔窘困,借钱也容易。可是人口依然是往城市流动的,只要人不被束缚在土地上,他们就会往城市里集中,带来城市化,越自由的社会,城市化率就越高。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城里社会分化最为严重,最底层的民众比农村更苦,但人口依然往城市里流动,形成大片贫民窟也不走。
李慢侯有自己的猜测,虽然城里底层民众生活水平低,但有一些其他补益。城市贫民压缩自己的衣食开支到最低限度,却多多少少会有其他消费。有明确的证据显示,城市贫民身上的衣服比农村穷人更鲜艳,哪怕同样破烂;城市贫民每年看的戏,比农村穷人要多的多,都是免费的大戏;城市贫民的子弟还拥有比农村穷人子弟更多的读书机会,官府的乡学不可能覆盖所有人,只挑选最聪明的儿童免费入学,但还有一些富人开办的慈善学堂,机会要多一些。
也许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但数以万计的做出的群体选择,必然受某种规律约束。
最终落到实处,肯定还是因为城里的工作机会比农村更多,虽然不稳定,全日制的工作也有可能失业,但即便是打零工,城市居民每年工作的时间,也比农村短工只在农忙时干活的时间长。因此平均下来,城里的收益更多。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的批评太多了,李慢侯也受到了影响,他也开始反思这种绝对的自由竞争的利弊。利大于弊是肯定的,那么弊端能不能有效避免?现代社会的做法是福利制度,虽然东藩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极其丰厚,但肯定还比不上现代社会,因此不可能推行覆盖全面的福利制度。那样的福利制度,连西方发达国家都扛不住,更何况宋代时候的一个重商藩镇呢。
要不要济贫?
李慢侯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济贫是不是政府改作的事情?
现代福利制度,一定程度上是贫民运动博弈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精英的良善驱动。精英的良善行为那叫慈善,不是福利。福利是征服提供的一项服务,通过转移税收的方式,对弱势群体进行津贴。
从经济上来讲,这违反逆优胜劣汰原则,是低效的。无数经济学家反对这种经济策略,比如他们认为设置最低工资标准,会使雇主转向雇佣更少人的经营模式,会带来工作计划的减少,更不利于穷人。福利政策,只会造就烂汉,只对最有优势的群体有利。他们通过福利政策,让穷人失去了上进心,让社会阶层固化。穷人开始苟且,富人地位加强。
英国有很多贵族学校,富人花费大价钱将孩子送进去,接受严格的教育。而普通公立学校,却推崇素质教育,学生贪玩,随性,缺乏自律。贵族学校的孩子毕业之后,进入了牛津剑桥深造,穷人的孩子毕业之后进入了工厂做工,接受福利,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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