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南的白鞑靼部,如今半耕半牧半商业,活跃在草原上的驼队,大多都是白鞑靼部的商队,他们常年组织上万人的大型商队做贸易,缺少了贸易的补充,白鞑靼部的经济大受影响。而影响更大的是漠北部族,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条劫掠的通道,他们生产落后,在之前长达二十年间,就靠着劫掠西方为生。中断了西域商道,他们无法继续向西劫掠。光靠游牧经济,已经很难养活膨胀的人口。
于是李慢侯担心的内卷化,最先在草原地区出现。
蒙古人和塔塔尔人争夺,克烈人内战,白鞑靼部不断吸收和兼并克烈部边缘氏族,并向西与乃蛮人不断冲突,试图打通商道。蔑儿乞人灭亡后,林木部族失去霸主,各部之间也混战不休。
整个草原上,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开始了血腥厮杀,新一轮的洗牌开始了,最后只有最强大的部族,或者最聪明的部族,才能笑到最后。
这些情况让李慢侯忧心不已,他当然知道情况,从始至终他都知道,因为契丹人一直派人联系他。可他始终没有出面干涉,常常在太湖的山水间叹息,却不愿意重新出山。
对于李慢侯来讲,是否此时融合草原地区,并不重要。中国的历史很悠久,未来更长,此时融合草原,并不是好时机。中原文明的高度,应该还没有达到可以轻易融合草原文明的程度。真正的绝对高度,应该是工业化后的文明,对农耕、游牧等所有文明进行降维打击。
他不愿意干涉,是他担心引起更严重的后果。他很清楚李睿集团如此做的原因,并不是有多在意草原地区。他们一心向南,中国这块土地上,在政治层面,始终带有大一统的强烈观念,任何一个政权,都不愿意割据,最大的政治抱负,往往就是混同域内,一统江山。
有雄心的君王如此,李睿这种官僚依然如此。李睿集团的意志既然是要一统天下,最终必然要南下灭宋。灭宋并不容易,打败南宋朝廷的官军可能容易一些,但彻底混同半壁江山则很难。
经过三十年的分化,南宋社会跟东藩社会构成,已经形成了迥异的差别。虽然南宋和东藩的兼并都很严重,双方的社会中坚阶层,都是一个个豪族。但是差别还是很大,宋朝的豪族更加顽固一些。而东藩的豪族,则更加激进一些。
南宋的豪族,不是南迁的北方名门,就是当地的土豪和世家大族。隋唐北宋一统天下之后,都大量安抚南方豪族,这是一支跟中原豪强皆然不同的土著力量。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的孙吴政权,之后东晋南渡,更加壮大了南方士族。这些传承久远的南方士族,靠的是耕读传家的优势,一代代积聚力量,他们的底蕴,甚至比屡经战乱的北方豪族更深厚,也更顽固。
不管是南渡的名门还是土著的世家大族,他们都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参与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宋朝文人很务实,可能嘴里也喊着重农抑商,可文人阶层大规模介入商业,而且垄断经营。
东藩豪族,表面上看,跟南宋豪族是一个德性。都是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务农经商,对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广泛涉猎。不同的是,北方豪族,大多是在大乱之后,在残破的山河基础上,重新发展起来的,根基很浅。东洲豪族主要来源也是两种,一种是兼并土地土豪家族,他们趁着战乱,从土豪变成大土豪,通过培养家族子弟入仕取得政治地位,成为新的名门望族。另一种是商业资本发展而来,是一个个大商人,用商业中积聚的资本收购土地,兼营农业,同样培养家族子弟入仕,最后成为名门望族。
看似相似的表象下,是截然不同的出身,发展过程,以及因此而形成的不同的世界观。
南方豪族,坚持耕读传家,科举入仕这样的程序。非常依赖特权,不管是兼并土地还是进行商业,他们都借助自身的特权。张俊这样的巧取豪夺的军阀,晏氏这种垄断酒业的官僚,没有背后的权力,他们是不可能经营这些产业的。而东藩豪族,则从一开始,就是在一个公平的资本市场中厮杀,不管是商业还是农业,他们靠的是资本规模和管理能力,而不是靠特权。同时一穷二白起家的东藩豪族,也没多深的耕读传家的底蕴,他们很容易通过李慢侯打造的精密的府学体系,形成新式官僚集团。
由于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支柱势力,导致东藩想要彻底融合南方豪族非常困难。因此正面击败南宋官军之后,极有可能面对的是无穷无尽支持赵宋皇室的地方豪强势力,李睿集团很难猜测这种反抗会有多激烈,会持续多少年,因此他们必须心无旁骛的将力量完全用于平定南方上,对于北方无法顾及。
所以控制北方草原地区,实际上是在为南下做准备。不控制的危险很大,哪怕草原看似掌握在盟友契丹人手中,可这个契丹人更让人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