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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的通牒_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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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起你这番殷勤呢。”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下了豪华轿车，站在乔治敦他那栋城区住宅门口陡峭台阶前的人行道上。“明早来不来接你先问一下办公室。”他对扶着车后门的司机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舒服。”
“是，先生。”司机关上了车门，“您需要帮忙吗，先生？”
“见鬼，不要。滚吧。”
“是，先生。”政府部门的司机钻进了前座；发动机的轰鸣声猛然响起，没有一丁点儿谦恭的意思，汽车随即沿街疾驰而去。
安布鲁斯特登上石阶，每爬一级肚子和胸部都起伏不已。看到家里维多利亚式大门的玻璃上映出了老婆的身影，他低声咒骂起来，“该死的娘们，整天哇啦个没完。”快走到顶层时他握住栏杆自言自语，准备要面对家里那个跟他斗了三十年的敌人。
黑暗中突然响起噗的一声，是从隔壁房子庭院里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安布鲁斯特的双臂挥舞起来，手腕勾着，仿佛是想搞清自己身上哪个地方出了乱子。已经太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翻滚着跌下了石阶，他那沉重的尸体嘭地摔在了人行道上，死状很惨。
伯恩换了一条法式工装裤，穿上暗色短袖衬衫和棉布猎装外套，把钱、武器和所有的证件——有真有假——放进口袋，离开了皇家桥酒店。不过，出门之前他把枕头塞进了床罩，还显眼地把路上穿的那套衣服搭在了椅子上。他随随便便地走过富丽堂皇的前台，出门，一到蒙马特尔街就朝最近的电话亭奔去。他投进一枚硬币，拨了贝尔纳丹的号码。
“我是西蒙。”他说。
“我估计就是你，”法国人答道，“我正盼着你打来呢。我刚接到亚历山大的消息，还告诉他不要跟我说你住在什么地方；一件事你既然不知道，也就没法泄露。不过，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换个地方住，至少是今晚。在机场你可能被人看见了。”
“那你呢？”
“我打算当一只‘ard’。”
“当鸭子？”
“趴着让人打的那种。第二局已经把我的公寓监视起来了。也许会有人登门拜访；这样引人上钩挺方便，对不对？”
“你该不会和办公室说起——”
“说起你？”贝尔纳丹打断了他，“先生，我怎么可能呢？我不是认识你吗？对下属保护有加的第二局还以为我接到了一个宿敌打来的威胁电话，大家都知道那人是个精神病。实际上，许多年前我就在加拿大滨海诸省把他除掉了，不过这个案子我一直都没结——”
“你好像不应该在电话上跟我说这些吧？”
“我觉得我跟你说过，这部电话可是个很独特的设备。”
“你是说过。”
“就这么说吧，这是一部无法窃听而且还能正常使用的电话……你需要休息，先生。没有休息，你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特别是对你自己。去找张床睡觉吧，这事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休息就是武器’。”伯恩又重复了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被他奉为一条真理，他要想在这个可恶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这条真理至关重要。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会去找张床睡觉，明早再给你打电话。”
“那就明天再联系。好运，我的朋友。祝我们俩都好运。”
他在阿弗讷旅馆找了个房间。这家旅馆是盖伊·吕萨克街上的，价钱不贵。登记时他报了个假名（转眼就忘了），然后从楼梯上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衣服，往上一倒。“休息就是武器。”他自言自语地瞪着天花板，瞪着巴黎街道上闪烁的灯光在石膏板天棚上掠过。无论休息的地点是一个山洞，还是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都没有关系；这种武器的威力往往比枪弹还要强大。反复向他强调这一经验的人叫当茹；为了让杰森·伯恩活下去，当茹在东方的一片森林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休息就是武器，他一边想，一边碰了碰缠在脖子上的绷带，但却没有真正感觉到它。绷带紧勒着脖子的感觉逐渐淡去，睡意随之袭来。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醒过来，楼下街道中车流的嘈杂声冲击着他的窗户，怒吼着的汽车引擎时不时发出轰鸣，其间还夹杂着毫无规律的刺耳喇叭声，就像一群愤怒的乌鸦在呱呱乱叫。外头的动静一会儿闹翻了天，一会儿又突然安静下来。伯恩僵着脖子，在那张不太舒服的床上坐起身，两腿搭在床沿。他看了看手表，不由得大吃一惊。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把手表调成巴黎时间。他当然已经调过了。时间是早晨十点零七分——巴黎时间。他睡了将近十一个小时，饿得咕咕响的肚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精疲力竭之感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取代。
不过，吃东西还得等一会儿；还有许多事要处理，第一要务就是和贝尔纳丹联系，然后再了解一下皇家桥酒店的安全状况。他动作僵硬地站起身来，有点摇摇晃晃，双腿和双臂一时间充满了麻木感。他需要洗个热水澡，但阿弗讷旅馆没这个条件；然后还要稍微锻炼一下，把身体活动开，仅仅几年之前他还用不着采取这些恢复手段。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贝尔纳丹的名片，又回到床边放着电话机的地方；他拨了号码。
“恐怕鸭子这边没有访客，”第二局的老特工说，“连猎人的影子也没见着。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除非我们找到莫里斯——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这帮混蛋！”
“是啊，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是咱们这个行当里最丑恶的事情。”
“该死的，我不能用‘必须面对现实’这种话，就把莫里斯这样的一个人打发了！”
“我没让你这么去做。我只是在谈论现实。你的感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它们无法改变现实。我并不想冒犯你。”
“我也不想骂人。对不起。这只是因为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我理解……你有什么计划？需要些什么？”
“我还不知
道，”伯恩回答说，“我要到卡皮西纳街取那辆车，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了。到时候你是在家呢，还是在第二局里？”
“得到你的消息之前我都会待在公寓里，守着我这台非常独特的电话。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你最好还是别往我办公室打电话。”
“这话可真叫人吃惊。”
“如今第二局里的人我可不是个个都认识，而且到了我这个年纪，谨慎已经不单单是勇气的根本，往往还会取而代之。另外，如果我这么快就放下戒备之心，别人就该风传我已经老糊涂了……过会儿再通话，我的朋友。”
放下电话之后，伯恩很想再拿起听筒，给皇家桥酒店打一个。不过这里是巴黎，一个凡事谨慎的城市。此地酒店的职员很不愿意在电话上透露消息；他们要是不认识来电的客人，就会拒绝回答问题。他迅速穿好衣服，下楼结了账，然后出门走上盖伊·吕萨克街。街角处有个出租车站；八分钟之后他进了皇家桥酒店的大堂，朝服务台职员走去。“我是西蒙先生，”他对那人说，还报出了自己的房间号码，“我昨晚碰到了一位朋友，”他继续用无可挑剔的法语说道，“在她那儿过了一夜。要是有人来找过我，或许是问到了我，你应该知道吧？”伯恩摸出了几张大额法郎。他的眼神告诉职员，要是能保守秘密，他愿意慷慨解囊。“或许问的是长相和我相似的人。”他轻声加了一句。
“非常感谢，先生……我理解。我得再问一下夜班服务员，不过我敢肯定，要是有人来找过您，他应该会留条告诉我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因为他确实给我留了这么一张字条，让我和您联系。从今天早晨七点我当班时起，我就一直在给您的房间打电话。”
“字条是怎么说的？”伯恩问道。他屏住了呼吸。
“我这就读给您听：‘请他和大西洋对岸的朋友联系。那个人整晚都在给他打电话。’先生，我可以保证，这字条说得很准确。总机告诉我，最后一个电话是不到三十分钟之前打来的。”
“三十分钟之前？”伯恩盯了服务台职员一眼，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是那边的早晨五点钟……打了一整晚？”
酒店职员点了点头，伯恩随即朝电梯走去。
“天哪，亚历山大，到底怎么了？他们跟我说你打了一整晚的——”
“你在酒店么？”康克林迅速打断了他。
“对，在酒店。”
“到街上找一部公用电话给我回电。赶快。”
又是那部缓慢而笨重的电梯；富丽堂皇的大堂里灯光黯淡，有不少巴黎人在兴奋不已地谈话；许多人正往酒吧那边走，准备来一杯午饭前的开胃酒。又来到了酒店外夏日炎热而耀眼的街道，车流拥挤得简直叫人发疯。哪儿有电话？他快步沿着人行道朝塞纳河方向走去——哪儿有电话？在那儿！在人流汇集的巴克路对面有一个电话亭，装着红色的圆顶，亭壁上贴满了海报。
伯恩在疾驰而来的一大堆轿车和小货车之间左闪右躲（开车的人一个个都怒不可遏），冲过马路跑向电话亭。他冲进亭里投了枚硬币，先费半天口舌说明自己不是要打到奥地利，国际长途的接线员这才接受了他的AT & T信用账号，把电话接到了弗吉尼亚的维也纳。
“见鬼，我为什么不能在旅馆打电话？”伯恩恼火地问道，“昨晚我就是在那儿给你打的！”
“那是昨晚，不是今天。”
“莫里斯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但他们可能犯了个错误。我们应该能查到那个军医的情况。”
“快让他开口！”
“乐意效劳。我会把假肢拿下来往他脸上砸，直到他苦苦哀求要跟我们合作——如果我们查到的情况管用的话。”
“你整晚给我打电话不是因为这个，对吧？”
“对。昨天我和彼得·霍兰一块儿待了五个小时。咱们通话之后我过去找他，他的反应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而且还给我来了好一通舷炮齐射。”
“是因为梅杜莎？”
“对。他坚持让你立即飞回来；你是惟一直接了解情况的人。这是个命令。”
“胡扯！他别想坚持让我做任何事，更不能给我下命令！”
“他能切断你的后援，而且我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是急需什么东西，他可不会给。”
“贝尔纳丹提出要帮忙。‘不管你需要什么’，这是他的原话。”
“贝尔纳丹的力量有限。和我一样，他可以找欠他情的人帮忙，但如果不借助上层机构，他能做的就太有限了。”
“你有没有告诉霍兰，我正在笔录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别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提出的所有问题的每一个回答？”
“你在写么？”
“我会写的。”
“他不吃这一套。他想讯问你；他说他没法去讯问一叠纸。”
“我现在已经很接近‘胡狼’了！我不会回来的。霍兰这个蛮不讲理的狗杂种！”
“我觉得他也想做到通情达理，”康克林说，“他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也知道你以前经历过的一切。但自从昨晚七点钟之后，他就关上了通情达理这道门。”
“为什么？”
“安布鲁斯特在家门外被人开枪打死。他们声称这是乔治敦发生的一起抢劫案，当然这并非事实，现在不是，原来也不是。”
“我的天！”
“还有几件事你也应该知道。首先，我们要公开诺曼·斯韦恩‘自杀’的消息。”
“天哪，为什么？”
“让杀死斯韦恩的人以为自己摆脱了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下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有谁会出现。”
“在葬礼上？”
“不，葬礼是‘不公开的家庭事务’，没邀请来宾，也不搞正式的仪式。”
“那什么人又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在庄园，可能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我们向斯韦恩的律师核查过，是非常正式的核查。他证实了斯韦恩老婆告诉你的话——将军把整个庄园都留给了一个基金会。”
“哪个基金会？”伯恩问。
“你听都没听说过，是几年前由咱们那位威严的‘阔’将军的几个阔朋友私人出资建立的。这个基金会简直是太感人了。它名叫‘陆军、海军和陆战队战士休养所’，董事会的人已经到位了。”
“梅杜莎。”
“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我们会查清的。”
“亚历山大，我给你的那些名字呢？弗拉纳根告诉我的六七个名字？还有开会时记下的一大堆车牌号码呢？”
“狡猾，真是很狡猾。”康克林的话有点莫名其妙。
“什么狡猾？”
“就说那几个姓名吧——全都是些喜欢狂欢滥饮的社会渣滓，和乔治敦的上层阶级根本不沾边。那些名字出自《国民问询》之类的八卦杂志，而不是《华盛顿邮报》。”
“但车牌号码和会议呢？那里面肯定有很多情况！”
“那可就更狡猾了，”康克林说，“简直就是一笔没法查的糊涂账……那些牌照全都是豪华轿车公司名下的，而且还不止一家。驾照上的名字有多真实可信，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即便我们有追查车牌号的日期，也别想找到他们。”
“那儿可有个坟场啊！”
“在哪里？有多大，有多小？庄园占地十一万平方米——”
“现在就开始找啊！”
“一开始找，我们知道的情况不就宣扬出去了吗？”
“你说得对；你这么处理是对的……亚历山大，跟霍兰说你联系不到我。”
“你在开玩笑。”
“不，我是当真的。我摆平了服务台的职员，能掩护自己。把酒店名和我登记时用的名字告诉霍兰，让他自己打电话，要不就从使馆找个人来查证好了。服务台的职员会赌咒发誓说我是昨天登记入住的，打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我。连总机也会证实这一点。再帮我争取几天时间，拜托了。”
“霍兰还是可以切断你所有的后援，而且他真有可能这么做。”
“只要他认为你一联系到我我就会回来，他就不会这么干。我只是希望让他继续搜寻莫里斯，同时别把我的名字在巴黎传开。不管是好名字还是坏名字，韦伯、西蒙、伯恩，都不行！”
“我尽量吧。”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我可有许多事要做。”
“有。卡塞特准备今天早晨飞往布鲁塞尔。他要去逮蒂加登——那家伙我们可不能听之任之，而且还不会和你扯上关系。”
“行。”
在布鲁塞尔以南五公里安德莱赫特镇的一条小街上，一辆插着四星上将小旗的军用小轿车在人行道咖啡馆门前的路缘处停了下来。北约司令、军服上衣镶着五排勋标的詹姆斯·蒂加登将军轻手轻脚地下了车，走进刚过中午的耀眼阳光下。他转过身，把手伸向车里那位美貌惊人的陆军妇女队少校；她微笑着表示感谢，跟在将军后面下了车。殷勤而不失军人威仪的蒂加登松开女军官的手，又扶住了她的肘弯；他陪着她穿过宽阔的人行道，朝咖啡馆的露天区域走去，那儿一排鲜花盛放的花架后面摆着一张张顶上撑着伞的桌子。他们来到入口处——一道缀满玫瑰花蕾的格子拱门——随即走了进去。咖啡馆里面几乎所有的桌子旁边都坐着人，只有围起的过道尽头有一张空桌；午餐时分嗡嗡的谈话声中，不时传来酒瓶触碰酒杯的丁丁轻响，还有餐具放到瓷盘上发出的轻声撞击。谈话的音量突然间降低了；将军知道自己一出现必然会引来关注的目光、友善的挥手，通常还会有一阵恰到好处的掌声，于是就展露出了和蔼的笑容。他的笑并没有特别针对谁，却照顾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带着自己的女伴走到那张空无一人的桌前，桌上叠起来的小卡片上写着“预约席”。
咖啡馆的老板几乎是从餐桌间飞身而来，向他的贵客表示欢迎；两名白衣侍者活像两只急不可耐的白鹭，紧紧跟在他身后。司令官就座之后，一瓶冰镇的可登·查理曼葡萄酒就被拿了上来，然后确定了菜单。一个才五六岁的比利时小男孩羞涩地走到桌前，抬起手举到前额；他嘻嘻一笑，给将军敬了个礼。蒂加登起身站得笔直，向孩子还礼。
“小朋友，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将军说。他威严的声音响彻了路边咖啡馆，爽朗的笑容让众人为之心折，大家纷纷报以赞赏的掌声。孩子走开了，午餐继续进行。
消闲慢意的一个小时之后，蒂加登将军的司机打扰了他和女伴的兴致。司机是个中年陆军军士，一脸焦虑不安的神情。北约司令座驾上的保密电话刚刚传来一条紧急消息，这位遇事冷静的司机把消息记了下来，还重复了一遍，以保证它准确无误。他把纸条递给了蒂加登。
将军站起身，黝黑的脸庞变得煞白，在已经半空的路边咖啡馆里游目四顾。他眯起的双眼里透着愤怒和畏惧。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卷比利时法郎，抽了几张大钞丢在桌子上。“快来，”他对女少校说，“咱们走……你”——他转向了司机——“快去发动车子！”
“怎么了？”和他一起用餐的同伴问道。
“伦敦。电话通知的。安布鲁斯特和德索死了。”
“哦，我的天！怎么死的？”
“这无关紧要。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是在撒谎。”
“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们得马上离开这儿。快点！”
将军和女伴匆匆奔出格子拱门，穿过宽阔的人行道，钻进了那辆军用轿车。引擎盖的两侧现在都少了点东西。中年军士司机拔掉了那两把标志着长官——北约司令——显赫头衔的金红色小旗。轿车猛地向前冲去，还没开出五十米就出事了。
剧烈的爆炸把军用轿车掀上了天，破碎的玻璃、金属、肉块和斑斑血迹洒满了安德莱赫特的狭窄街道。
“先生！”吓呆了的侍者大喊。街上的一大堆警察、消防队和清洁工人正忙着干他们那种可怕的工作。
“怎么了？”心烦意乱的路边咖啡馆老板答道。他刚被警察和一群突如其来的记者不依不饶地盘问了一通，现在还吓得不轻。“我完蛋了。我们会被别人叫做Caf de la Mort——死亡咖啡馆。”
“先生，你看！”侍者指着将军和女伴坐过的那张桌子。
“警察已经看过了。”郁郁不欢的老板说。
“不是啊，先生。你快看！”
玻璃桌面上有几个用亮闪闪的红色唇膏写成的大写字母，是个人名。
杰森·伯恩。
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阿尔伯特·安布鲁斯特下了豪华轿车，站在乔治敦他那栋城区住宅门口陡峭台阶前的人行道上。“明早来不来接你先问一下办公室。”他对扶着车后门的司机说，“你知道的，我身体不舒服。”
“是，先生。”司机关上了车门，“您需要帮忙吗，先生？”
“见鬼，不要。滚吧。”
“是，先生。”政府部门的司机钻进了前座；发动机的轰鸣声猛然响起，没有一丁点儿谦恭的意思，汽车随即沿街疾驰而去。
安布鲁斯特登上石阶，每爬一级肚子和胸部都起伏不已。看到家里维多利亚式大门的玻璃上映出了老婆的身影，他低声咒骂起来，“该死的娘们，整天哇啦个没完。”快走到顶层时他握住栏杆自言自语，准备要面对家里那个跟他斗了三十年的敌人。
黑暗中突然响起噗的一声，是从隔壁房子庭院里的什么地方传来的。安布鲁斯特的双臂挥舞起来，手腕勾着，仿佛是想搞清自己身上哪个地方出了乱子。已经太晚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翻滚着跌下了石阶，他那沉重的尸体嘭地摔在了人行道上，死状很惨。
伯恩换了一条法式工装裤，穿上暗色短袖衬衫和棉布猎装外套，把钱、武器和所有的证件——有真有假——放进口袋，离开了皇家桥酒店。不过，出门之前他把枕头塞进了床罩，还显眼地把路上穿的那套衣服搭在了椅子上。他随随便便地走过富丽堂皇的前台，出门，一到蒙马特尔街就朝最近的电话亭奔去。他投进一枚硬币，拨了贝尔纳丹的号码。
“我是西蒙。”他说。
“我估计就是你，”法国人答道，“我正盼着你打来呢。我刚接到亚历山大的消息，还告诉他不要跟我说你住在什么地方；一件事你既然不知道，也就没法泄露。不过，如果我是你，我就会换个地方住，至少是今晚。在机场你可能被人看见了。”
“那你呢？”
“我打算当一只‘ard’。”
“当鸭子？”
“趴着让人打的那种。第二局已经把我的公寓监视起来了。也许会有人登门拜访；这样引人上钩挺方便，对不对？”
“你该不会和办公室说起——”
“说起你？”贝尔纳丹打断了他，“先生，我怎么可能呢？我不是认识你吗？对下属保护有加的第二局还以为我接到了一个宿敌打来的威胁电话，大家都知道那人是个精神病。实际上，许多年前我就在加拿大滨海诸省把他除掉了，不过这个案子我一直都没结——”
“你好像不应该在电话上跟我说这些吧？”
“我觉得我跟你说过，这部电话可是个很独特的设备。”
“你是说过。”
“就这么说吧，这是一部无法窃听而且还能正常使用的电话……你需要休息，先生。没有休息，你对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特别是对你自己。去找张床睡觉吧，这事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休息就是武器’。”伯恩又重复了这句话。这句话已经被他奉为一条真理，他要想在这个可恶的世界里生存下去，这条真理至关重要。
“你说什么？”
“没什么。我会去找张床睡觉，明早再给你打电话。”
“那就明天再联系。好运，我的朋友。祝我们俩都好运。”
他在阿弗讷旅馆找了个房间。这家旅馆是盖伊·吕萨克街上的，价钱不贵。登记时他报了个假名（转眼就忘了），然后从楼梯上到自己的房间。他脱掉衣服，往上一倒。“休息就是武器。”他自言自语地瞪着天花板，瞪着巴黎街道上闪烁的灯光在石膏板天棚上掠过。无论休息的地点是一个山洞，还是湄公河三角洲的稻田，都没有关系；这种武器的威力往往比枪弹还要强大。反复向他强调这一经验的人叫当茹；为了让杰森·伯恩活下去，当茹在东方的一片森林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休息就是武器，他一边想，一边碰了碰缠在脖子上的绷带，但却没有真正感觉到它。绷带紧勒着脖子的感觉逐渐淡去，睡意随之袭来。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醒过来，楼下街道中车流的嘈杂声冲击着他的窗户，怒吼着的汽车引擎时不时发出轰鸣，其间还夹杂着毫无规律的刺耳喇叭声，就像一群愤怒的乌鸦在呱呱乱叫。外头的动静一会儿闹翻了天，一会儿又突然安静下来。伯恩僵着脖子，在那张不太舒服的床上坐起身，两腿搭在床沿。他看了看手表，不由得大吃一惊。有那么一刻，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没把手表调成巴黎时间。他当然已经调过了。时间是早晨十点零七分——巴黎时间。他睡了将近十一个小时，饿得咕咕响的肚子可以证明这一点。精疲力竭之感已经被极度的饥饿取代。
不过，吃东西还得等一会儿；还有许多事要处理，第一要务就是和贝尔纳丹联系，然后再了解一下皇家桥酒店的安全状况。他动作僵硬地站起身来，有点摇摇晃晃，双腿和双臂一时间充满了麻木感。他需要洗个热水澡，但阿弗讷旅馆没这个条件；然后还要稍微锻炼一下，把身体活动开，仅仅几年之前他还用不着采取这些恢复手段。他从裤子口袋里拿出钱包，抽出贝尔纳丹的名片，又回到床边放着电话机的地方；他拨了号码。
“恐怕鸭子这边没有访客，”第二局的老特工说，“连猎人的影子也没见着。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好消息。”
“这不是什么好消息，除非我们找到莫里斯——如果我们能找到他的话。这帮混蛋！”
“是啊，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这是咱们这个行当里最丑恶的事情。”
“该死的，我不能用‘必须面对现实’这种话，就把莫里斯这样的一个人打发了！”
“我没让你这么去做。我只是在谈论现实。你的感情对你来说是有意义的，但它们无法改变现实。我并不想冒犯你。”
“我也不想骂人。对不起。这只是因为他是个非常特别的人。”
“我理解……你有什么计划？需要些什么？”
“我还不知
道，”伯恩回答说，“我要到卡皮西纳街取那辆车，再过一个小时左右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了。到时候你是在家呢，还是在第二局里？”
“得到你的消息之前我都会待在公寓里，守着我这台非常独特的电话。考虑到目前的形势，你最好还是别往我办公室打电话。”
“这话可真叫人吃惊。”
“如今第二局里的人我可不是个个都认识，而且到了我这个年纪，谨慎已经不单单是勇气的根本，往往还会取而代之。另外，如果我这么快就放下戒备之心，别人就该风传我已经老糊涂了……过会儿再通话，我的朋友。”
放下电话之后，伯恩很想再拿起听筒，给皇家桥酒店打一个。不过这里是巴黎，一个凡事谨慎的城市。此地酒店的职员很不愿意在电话上透露消息；他们要是不认识来电的客人，就会拒绝回答问题。他迅速穿好衣服，下楼结了账，然后出门走上盖伊·吕萨克街。街角处有个出租车站；八分钟之后他进了皇家桥酒店的大堂，朝服务台职员走去。“我是西蒙先生，”他对那人说，还报出了自己的房间号码，“我昨晚碰到了一位朋友，”他继续用无可挑剔的法语说道，“在她那儿过了一夜。要是有人来找过我，或许是问到了我，你应该知道吧？”伯恩摸出了几张大额法郎。他的眼神告诉职员，要是能保守秘密，他愿意慷慨解囊。“或许问的是长相和我相似的人。”他轻声加了一句。
“非常感谢，先生……我理解。我得再问一下夜班服务员，不过我敢肯定，要是有人来找过您，他应该会留条告诉我的。”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因为他确实给我留了这么一张字条，让我和您联系。从今天早晨七点我当班时起，我就一直在给您的房间打电话。”
“字条是怎么说的？”伯恩问道。他屏住了呼吸。
“我这就读给您听：‘请他和大西洋对岸的朋友联系。那个人整晚都在给他打电话。’先生，我可以保证，这字条说得很准确。总机告诉我，最后一个电话是不到三十分钟之前打来的。”
“三十分钟之前？”伯恩盯了服务台职员一眼，然后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是那边的早晨五点钟……打了一整晚？”
酒店职员点了点头，伯恩随即朝电梯走去。
“天哪，亚历山大，到底怎么了？他们跟我说你打了一整晚的——”
“你在酒店么？”康克林迅速打断了他。
“对，在酒店。”
“到街上找一部公用电话给我回电。赶快。”
又是那部缓慢而笨重的电梯；富丽堂皇的大堂里灯光黯淡，有不少巴黎人在兴奋不已地谈话；许多人正往酒吧那边走，准备来一杯午饭前的开胃酒。又来到了酒店外夏日炎热而耀眼的街道，车流拥挤得简直叫人发疯。哪儿有电话？他快步沿着人行道朝塞纳河方向走去——哪儿有电话？在那儿！在人流汇集的巴克路对面有一个电话亭，装着红色的圆顶，亭壁上贴满了海报。
伯恩在疾驰而来的一大堆轿车和小货车之间左闪右躲（开车的人一个个都怒不可遏），冲过马路跑向电话亭。他冲进亭里投了枚硬币，先费半天口舌说明自己不是要打到奥地利，国际长途的接线员这才接受了他的AT & T信用账号，把电话接到了弗吉尼亚的维也纳。
“见鬼，我为什么不能在旅馆打电话？”伯恩恼火地问道，“昨晚我就是在那儿给你打的！”
“那是昨晚，不是今天。”
“莫里斯有没有消息？”
“还没有，但他们可能犯了个错误。我们应该能查到那个军医的情况。”
“快让他开口！”
“乐意效劳。我会把假肢拿下来往他脸上砸，直到他苦苦哀求要跟我们合作——如果我们查到的情况管用的话。”
“你整晚给我打电话不是因为这个，对吧？”
“对。昨天我和彼得·霍兰一块儿待了五个小时。咱们通话之后我过去找他，他的反应和我预想的一模一样，而且还给我来了好一通舷炮齐射。”
“是因为梅杜莎？”
“对。他坚持让你立即飞回来；你是惟一直接了解情况的人。这是个命令。”
“胡扯！他别想坚持让我做任何事，更不能给我下命令！”
“他能切断你的后援，而且我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你要是急需什么东西，他可不会给。”
“贝尔纳丹提出要帮忙。‘不管你需要什么’，这是他的原话。”
“贝尔纳丹的力量有限。和我一样，他可以找欠他情的人帮忙，但如果不借助上层机构，他能做的就太有限了。”
“你有没有告诉霍兰，我正在笔录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别人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提出的所有问题的每一个回答？”
“你在写么？”
“我会写的。”
“他不吃这一套。他想讯问你；他说他没法去讯问一叠纸。”
“我现在已经很接近‘胡狼’了！我不会回来的。霍兰这个蛮不讲理的狗杂种！”
“我觉得他也想做到通情达理，”康克林说，“他知道你正在经历什么，也知道你以前经历过的一切。但自从昨晚七点钟之后，他就关上了通情达理这道门。”
“为什么？”
“安布鲁斯特在家门外被人开枪打死。他们声称这是乔治敦发生的一起抢劫案，当然这并非事实，现在不是，原来也不是。”
“我的天！”
“还有几件事你也应该知道。首先，我们要公开诺曼·斯韦恩‘自杀’的消息。”
“天哪，为什么？”
“让杀死斯韦恩的人以为自己摆脱了危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看看下一周左右的时间内有谁会出现。”
“在葬礼上？”
“不，葬礼是‘不公开的家庭事务’，没邀请来宾，也不搞正式的仪式。”
“那什么人又会在什么地方出现？”
“在庄园，可能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出现。我们向斯韦恩的律师核查过，是非常正式的核查。他证实了斯韦恩老婆告诉你的话——将军把整个庄园都留给了一个基金会。”
“哪个基金会？”伯恩问。
“你听都没听说过，是几年前由咱们那位威严的‘阔’将军的几个阔朋友私人出资建立的。这个基金会简直是太感人了。它名叫‘陆军、海军和陆战队战士休养所’，董事会的人已经到位了。”
“梅杜莎。”
“或者是他们的代理人。我们会查清的。”
“亚历山大，我给你的那些名字呢？弗拉纳根告诉我的六七个名字？还有开会时记下的一大堆车牌号码呢？”
“狡猾，真是很狡猾。”康克林的话有点莫名其妙。
“什么狡猾？”
“就说那几个姓名吧——全都是些喜欢狂欢滥饮的社会渣滓，和乔治敦的上层阶级根本不沾边。那些名字出自《国民问询》之类的八卦杂志，而不是《华盛顿邮报》。”
“但车牌号码和会议呢？那里面肯定有很多情况！”
“那可就更狡猾了，”康克林说，“简直就是一笔没法查的糊涂账……那些牌照全都是豪华轿车公司名下的，而且还不止一家。驾照上的名字有多真实可信，不用我说你也知道；即便我们有追查车牌号的日期，也别想找到他们。”
“那儿可有个坟场啊！”
“在哪里？有多大，有多小？庄园占地十一万平方米——”
“现在就开始找啊！”
“一开始找，我们知道的情况不就宣扬出去了吗？”
“你说得对；你这么处理是对的……亚历山大，跟霍兰说你联系不到我。”
“你在开玩笑。”
“不，我是当真的。我摆平了服务台的职员，能掩护自己。把酒店名和我登记时用的名字告诉霍兰，让他自己打电话，要不就从使馆找个人来查证好了。服务台的职员会赌咒发誓说我是昨天登记入住的，打那以后他就再也没见过我。连总机也会证实这一点。再帮我争取几天时间，拜托了。”
“霍兰还是可以切断你所有的后援，而且他真有可能这么做。”
“只要他认为你一联系到我我就会回来，他就不会这么干。我只是希望让他继续搜寻莫里斯，同时别把我的名字在巴黎传开。不管是好名字还是坏名字，韦伯、西蒙、伯恩，都不行！”
“我尽量吧。”
“还有没有别的情况？我可有许多事要做。”
“有。卡塞特准备今天早晨飞往布鲁塞尔。他要去逮蒂加登——那家伙我们可不能听之任之，而且还不会和你扯上关系。”
“行。”
在布鲁塞尔以南五公里安德莱赫特镇的一条小街上，一辆插着四星上将小旗的军用小轿车在人行道咖啡馆门前的路缘处停了下来。北约司令、军服上衣镶着五排勋标的詹姆斯·蒂加登将军轻手轻脚地下了车，走进刚过中午的耀眼阳光下。他转过身，把手伸向车里那位美貌惊人的陆军妇女队少校；她微笑着表示感谢，跟在将军后面下了车。殷勤而不失军人威仪的蒂加登松开女军官的手，又扶住了她的肘弯；他陪着她穿过宽阔的人行道，朝咖啡馆的露天区域走去，那儿一排鲜花盛放的花架后面摆着一张张顶上撑着伞的桌子。他们来到入口处——一道缀满玫瑰花蕾的格子拱门——随即走了进去。咖啡馆里面几乎所有的桌子旁边都坐着人，只有围起的过道尽头有一张空桌；午餐时分嗡嗡的谈话声中，不时传来酒瓶触碰酒杯的丁丁轻响，还有餐具放到瓷盘上发出的轻声撞击。谈话的音量突然间降低了；将军知道自己一出现必然会引来关注的目光、友善的挥手，通常还会有一阵恰到好处的掌声，于是就展露出了和蔼的笑容。他的笑并没有特别针对谁，却照顾到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带着自己的女伴走到那张空无一人的桌前，桌上叠起来的小卡片上写着“预约席”。
咖啡馆的老板几乎是从餐桌间飞身而来，向他的贵客表示欢迎；两名白衣侍者活像两只急不可耐的白鹭，紧紧跟在他身后。司令官就座之后，一瓶冰镇的可登·查理曼葡萄酒就被拿了上来，然后确定了菜单。一个才五六岁的比利时小男孩羞涩地走到桌前，抬起手举到前额；他嘻嘻一笑，给将军敬了个礼。蒂加登起身站得笔直，向孩子还礼。
“小朋友，你是个优秀的战士。”将军说。他威严的声音响彻了路边咖啡馆，爽朗的笑容让众人为之心折，大家纷纷报以赞赏的掌声。孩子走开了，午餐继续进行。
消闲慢意的一个小时之后，蒂加登将军的司机打扰了他和女伴的兴致。司机是个中年陆军军士，一脸焦虑不安的神情。北约司令座驾上的保密电话刚刚传来一条紧急消息，这位遇事冷静的司机把消息记了下来，还重复了一遍，以保证它准确无误。他把纸条递给了蒂加登。
将军站起身，黝黑的脸庞变得煞白，在已经半空的路边咖啡馆里游目四顾。他眯起的双眼里透着愤怒和畏惧。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卷比利时法郎，抽了几张大钞丢在桌子上。“快来，”他对女少校说，“咱们走……你”——他转向了司机——“快去发动车子！”
“怎么了？”和他一起用餐的同伴问道。
“伦敦。电话通知的。安布鲁斯特和德索死了。”
“哦，我的天！怎么死的？”
“这无关紧要。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是在撒谎。”
“出什么事了？”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们得马上离开这儿。快点！”
将军和女伴匆匆奔出格子拱门，穿过宽阔的人行道，钻进了那辆军用轿车。引擎盖的两侧现在都少了点东西。中年军士司机拔掉了那两把标志着长官——北约司令——显赫头衔的金红色小旗。轿车猛地向前冲去，还没开出五十米就出事了。
剧烈的爆炸把军用轿车掀上了天，破碎的玻璃、金属、肉块和斑斑血迹洒满了安德莱赫特的狭窄街道。
“先生！”吓呆了的侍者大喊。街上的一大堆警察、消防队和清洁工人正忙着干他们那种可怕的工作。
“怎么了？”心烦意乱的路边咖啡馆老板答道。他刚被警察和一群突如其来的记者不依不饶地盘问了一通，现在还吓得不轻。“我完蛋了。我们会被别人叫做Caf de la Mort——死亡咖啡馆。”
“先生，你看！”侍者指着将军和女伴坐过的那张桌子。
“警察已经看过了。”郁郁不欢的老板说。
“不是啊，先生。你快看！”
玻璃桌面上有几个用亮闪闪的红色唇膏写成的大写字母，是个人名。
杰森·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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