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观方面讲,至今仍有不少地区和部门把发展经济与反对腐败对立起来,一手硬一手软,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和部署,以致原本经过主观努力能够抑制的一些腐败现象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滋生蔓延了。
从年初到现在,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已经查结案件十三万四千多件,受处分的县处级干部四千多人,地厅级干部三百多人。省部级以上干部二十一人。
一年内查处这么多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说明如今国内的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并不能说中央没有动真格儿的。
不过范无病在跟梓琪谈到这些案例的时候,显得有些不以为然,“惩治贪腐使用重典,当然没有错儿,不过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群众监管,在某些地域的官员们,现在就跟土皇帝们差不多,黑白两道通吃,据说虽然中央设置了举报人保密制度,但是实际上这项制度聊胜于无,有八成以上的举报人都遭到了打击报复。国内也应该学一学类似于香港那样的证人保护制度,否则谁还敢举报啊?指不定哪天就被人家给灭口了!”
“没有那么恐怖吧——”梓琪有些吃惊地问道。
“怎么能没有?”范无病摇了摇头道,“只不过是你不大注意罢了,内参上面很多这样的事情的——”
不过除了这些事情之外,范无病对于西部大开发也是比较关注的。
站在新世纪门槛上,每个中国人的感触都有不同。
今年的人均gdp达到了八百五十美元,中央宣布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二十一年前邓公提出的小康目标,但各个地区的发展并不均衡,比如说深圳人均达到五千美元,而四川只有五百一十美元,贵州只有两百八十美元。
“让一部人先富起来。让沿海先发展起来,是前二十年制定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沿海地区迅速跟上世界的潮流,成为世界工厂,中西部地区与沿海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范无病有些感慨地对梓琪说道,“可以这么说一句,人类所有阶段的生产力形态,在中国都可以找到,大城市在推行信息化,进入e时代,而在西南深山。尚有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
其实不仅是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进一步地拉大。
先富起来的农民,不少人都迁往城市,农村和农业持续承受着人力资源和资金的净流失。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成为实质上的二等公民。
乡镇提留,农业税,多数用于供养乡镇政府的冗员,小水利垮了,农村医疗垮了,沉重的税费,种地亏本,农民再无积极性,任由土地荒芜,以至于今年开春,全国农村合作基金会全部关门歇业,农村金融服务出现了空档。
而今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表示,大陆人口为十二亿六千多万。
虽然说人口问题被控制住了,但另外一些问题又暴露出来了,一个是老年人口比例加大,中国进入了老年型社会,未富先老,多数人没有社会保障,如何养老成了大问题。另一个就是中国的基尼系数跨越了零点四的国际警戒线,这也意味着贫富差异在中国,已超过日本和欧洲主要国家,同时逾越了社会容忍的限度,也就是说中国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全国平均线以下,只能说勉强温饱。
“如今的中国,正被撕裂为两部分,一个是口岸中国,一个是内陆中国。后者一直为口岸中国进入全球化大循环透支着自己,奉献着自己的儿女,他们就是农民工,在现在农民工的数量已有一亿以上。他们吃苦耐劳,没有社会保障。其中百分之七的人伤残,却无法得到应有的补偿。城里人可以歧视他们,但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核心竞争力正是劳动力的价廉物美。”范无病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面有些湿润。
梓琪心有所感,用手轻轻地替范无病擦着眼角,轻轻地说道,“乖,这不是你有能力解决的问题。”
事实上,这确实不是范无病有能力解决的问题,虽然他很有钱,但是有些问题不是光有钱就可以解决的。
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也并非是范无病一个人,西部大开发开始布局,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方向,而十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则提出全面小康的发展目标,仅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让改革的成果为所有国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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