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范亨对于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了解的。闻言就说道。
“那就,长话短说嘛——”对于老爸,范无病是没有什么顾忌的,再说在座的朱老板也不会责怪他什么,于是就要求道。
宋晴笑道,“还是我来说吧,相关的资料我都整理过。”
“那也很好,你的普通话比我老爸标准,而且悦耳。”范无病立刻赞同道。
“你这小子——”范亨闻言笑着摇了摇头,对朱老板显示了一个无奈的动作。
“哈哈哈——”朱老板顿时大笑,“以无病的性子,确实不宜进官场。”
于是宋晴就把春兰改制的事情,给范无病说了一遍。
两千年十月的时候,在产权改革声浪渐起、苏南模式开始大规模转型的背景下,春兰董事会发出公告,宣布在不涉及国有资产的前提下,春兰集团公司从近五十亿元的集体资产中切割百分之二十五,用现金按一比一的比例向经营层和万余名员工进行量化配股。
春兰老总陶建幸认为,春兰改制符合中央政策,因此便高调推行,顿时引来了舆论的广泛而热烈的关注。
他看上去已经考虑到了种种可能存在的隐患。比如说,改制方案明确规定,公司不得以包括担保、资助、借款等在内的任何形式帮助任何人购买公司股份。
为了解决技术性问题,工商银行、建设银行江苏省分行和春兰方面达成协议,两家银行以股票质押方式向春兰全体员工提供百分之九十的贷款。
为了避嫌,陶建幸还拒绝了接受其他人提出的管理层控大股的建议,而是实行普惠制,这也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了超过价值数亿元的股份。
当时陶建幸对记者说,有关部门考虑过给他春兰集团的百分之十的股份,但他拒绝了。在春兰拼死拼活干,真的不是为多赚钱。给他七个亿,干什么花呀?在他心里,春兰似乎是自己的孩子,金钱对他的驱动力为零。
然后他的自信和高调,意外地让自己成了舆论讨论的焦点。
当春兰改制方案出台之后,有人就计算了一番,然后说,春兰改制将一夜之间造就上千个百万富翁、上百个千万富翁以及好几个亿万富翁,陶建幸本人的财富自然成了最大的聚焦。
改制前,他的月薪为三千五,而根据改制方案,他大概可得五千万左右。
于是,种种质疑接踵而来,第一个质疑是,春兰到底姓啥?
有人设问道,春兰的国有股份所占比重为百分之七十五,按照春兰的方案。在员工购买股份时还将以一比一的比例配给职工分红权,那么这部分的分红权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国有股东放弃其分红权利而让出了一块?这是否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第二个质疑是,陶建幸凭什么?
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个享受显赫政治地位的改革人物,一夜之间摇身变成亿万富翁,跟传统的价值判断实在存在很大的认知落差。
最后一个更大的质疑是,春兰效应将带来什么?
有人评论说,当前中国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之一,是一些经营者在国有企业的产权改制过程中,实现了财富的迅速膨胀。
如果转制成功,陶建幸便可能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先锋和财富的标兵。春兰集团的举动向世人显示,干国有企业照样可以成为富翁。
春兰改制完成之后,中国可能出现一波儿国有企业大规模的产权制度改革,像青岛海尔的张瑞敏、青岛海信的周厚健、四川长虹的倪润锋都可能成为中国新世纪历史上的第一批资本家。
“这都是一些很难正面回答的质疑,在某种意义上,它几乎触及了企业改革中一直被隐晦回避的制度和道德底线。”宋晴对范无病说道,“陶建幸的高调让春兰改制意外地陷入了一场十分敏感的大争论中,有的人把春兰改制视为国内大型国有企业中,数量级最高的一次突破性变革,全中国都凝神屏气地关注着这件事。”
而另外的意见则直指,陶建幸用几十天时间就把春兰给瓜分了。
有媒体采访江苏省主管工业的副省长。他很有技巧地回答,他个人对此表示支持。
而中央有关部门官员则称,国家并未制定可以这样做的相应政策。
很多经济观察者则评论说,春兰改制尽管从经济理论上讲,似乎并无不妥之处,但所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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