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抱打不平（二)

    对于唐朝以前的史官们就不同了。他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的好传统，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藻和史德。他们都知道“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刘知几《史通》)。因此，对帝王们的言行，随时都要记录下来，不管你“举”得对不对，都要“直书其事”。那怕把屠刀架在脖子上，也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宁为兰摧玉折，不为萧敷艾荣”，绝对不能“兰艾相杂，朱紫不分”。

    帝王和史官，一个要“自称我长”、“掩恶扬善”，一个要“直书其事，不掩其瑕”；一个要文过饰非，一个要“君举必书”；一个要为自己树碑立传，一个要对后人“申以劝诫”。两种目的，两个标准，南辕北辙，形成两种力量的尖锐矛盾和较量。较量的结果，常常是权力压倒亢直者，屠刀强过笔杆子。在封建君主*下，史官们屡遭厄难。但是在唐朝以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并不直接插手史官的历史记载，古时的史官也比较坚持“秉笔直书”的崇高节操。最著名的要数董狐，董狐以秉笔直书闻名，后人将写文章能依照事实陈述、公正的人称为“董狐之笔”，他是晋国史官，他写“赵盾弑其君”，事实上，赵盾非实际弑君者，弑君者是赵穿。可是身为国家重臣的赵盾，非但不思讨贼，反而另立公子黑臀为君。因此，董狐才会将弑君一事归究于赵盾。这是根据其政治责任而书之于史的。司马迁、孔子、文天祥对其评价非常高。还有齐国的史官因写了权臣崔杼的“弑君”之罪，结果兄弟二人接连被杀。最后一个弟弟接任太史之职，还是写“崔杼弑其君”，最后崔杼没杀他，让他继续写。他们就是与统治者标准不同的情况下坚持着为史执笔的史官信念。就是他们的坚守让我们还能看到历史的少许真实面目。

    唐朝以前还算可以的史官记史风气因为李世民的介入给打破了。李世民出于他的需要，着手改变了与史官相互存在的机构，使得史官成为统治者“自称我长、掩恶扬善”的工具。由于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渊和李世民都是前朝的臣子通过造反登上皇位的，这在我国传统的儒家礼教的思想里是不被允许的不忠不义的行为。圣人有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圣人也曾说过：“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就是提醒每一个人牢记自己的身份，也就是说是皇帝就做皇帝该做的事，是臣子就做臣子该干的事，不要做出与自己身份不相称的事来。但是李渊父子身为隋朝臣子却在君王需要他们尽忠的时候背叛君王，做出为臣者最为叛逆无耻的事来。

    李渊是西魏的八柱国之一李虎之孙。李虎因有功于西魏而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曾为北周安州（治所在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死后，李渊又袭封唐国公。在隋朝，李渊先后做过州刺史、郡太守。大业十一年（615），杨广又以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大使，镇压农民起义，大业十三年（617）初，李渊为太原留守。就在这一年，他起兵反隋了。

    在太原起兵之前，李渊早有取隋而代之的打算，他刚做了太原留守，就视河东为自己的地盘，一面镇压厉山飞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一面又北向突厥讲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同时，还积极收罗人才，发展力量。例如，隋的右勋卫长孙顺德，右勋侍刘弘基，为了逃避进攻高丽，都亡命在太原，依附于他；左亲卫窦琮也因犯法而逃到太原。李渊收罗这些隋朝的犯罪官员，显然是要和杨广分道扬镳的。大业十三年七月，李渊经过充分准备，在太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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