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佛教大师(二）

众。束法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门亦绝。字里行间充满痛切激愤之情，表达了一位殉道者对于世道不公的最后抗诉。

    然而，智觊大师的申诉并非指斥弟子杨广，杨广只是一个藩王，上有父皇和太子杨勇，不是杨广说了就算。而大一统的天下大势又要求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统一政权要求有相应统一的宗教，建立为王朝所用的最高神学。杨坚在灭陈后不久就敦促智觊要“以同朕心”，和朝廷保持一致，智觊却非但不主动归依新朝，反而不愿“依违顺彼”，要“绝域远避”，“虽在人间，弗忘山野”，想自由地弘法传教，显然不容于当世，有悖于当时的政治情势。对于杨广来讲，他坐镇江都，受命统领旧陈之地，必然要做到江南的宗教思想与朝廷的一致，由于智智觊在江南宗教界的声望，杨广不仅要控制智觊，还想利用智觊的影响力，就像拉拢利用江南道教首领王远知一样。王远知束手就范，但智觊却凛然不附。智觊的孤傲不屈固然可贵，而杨广对桀骜不驯的大师却也自始至终没有粗暴简单地施之以迫害，而是颇有耐心地一次又一次地延屈，施之以惠，竭尽全力地拉拢，希望软化智觊，使智觊感恩就范。

    智觊门人灌顶编纂的《国清百录》收录了杨广与智觊往来信件40多封，杨广每封信都必称弟子，言极谦恭，没有丝毫王者的口气相逼迫。智者大师对弟子杨广也始终是十分尊重的，临死之时，仍将其遗着《净名义疏》三十一卷交付给杨广，并嘱请杨广为南岳大师慧思作碑颂，又“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并请度僧，“为作檀越主”。他说：“此等之事，本欲面咨，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希望杨广护持天台教团。

    杨广对智觊的拉拢虽然抱有明显的政治图谋，遭到智觊抵制未达目的也是事实，但从他们交往的事实来看，很难说杨广对智者大师施行的是**，即使是遗书“六恨”也难以看作是遭受迫害的证据，而只能看着智觊对想自由传教而不能的一种控诉。

    且杨广收到智觊遗书闻知大师圆寂时“五体投地，悲泪顶受”，十分悲痛。“远拜灵仪，心载鸣咽”，对智觊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完全给予满足。智觊死后杨广不改初衷仍然与天台教团保持密切关系，他遣使往天台山设千僧斋，建功德愿文，表示“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并多次召见天台僧使，资助寺庙营建，而不因智觊已死而放弃利用大师的影响力来统一南方佛教界的努力。

    智觊既死，杨广转而极力延揽江南另一高僧吉藏。吉藏是佛教另一宗派三论宗的宗师，据说是“安世高苗裔”，开皇九年（589年）南陈亡之时，40岁的吉藏与智觊一样都离开了建康。智觊西去，吉藏则东走会稽山禹穴嘉祥寺，在此一住就是十多年，因而被称为嘉祥大师。他和智觊一样也多次谢绝了杨广的致书累请，至开皇末年，终于被杨广召到江都，主持慧日道场，所受礼敬与智觊大师不相上下。后来他又随杨广延居长安日严寺，声振中原。杨广即皇帝位后，吉藏即成为隋朝佛教界的首领人物。

    虽然杨广极力想拉拢的智觊最后都没有“归顺”，但是他的弟子们却都“归顺”认同了隋王朝。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被立为太子时，天台僧团智觊的弟子上首智越即遣使灌顶、智?“奉启入京称贺”，并向皇太子杨广呈谢天台新寺建成，请杨广赐名。智觊弟子们又编造智觊生前曾指示：“王家造寺，陈齐俱灭，隋方代周，此三国成一是也”。杨广即赐名“国清寺”，应验智者大师“三国成一”的预言。山河一统，举国澄清，生前对隋王朝凛然不附的天台宗智觊，其弟子们这时已完全认同大隋王统。天台僧团在杨广的大力扶植下，终于最先形成独立的佛教宗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