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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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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这里,赵国栋一时拿不定主意。

    花园汽车站那笔贷款早已划归不良,采取以物抵债的方式清收回来肯定是好事。至于抵债的房产和土地到底值多少钱,能否冲销两百六十多万元的贷款本息,有待评估和论证。他感到纠结和为难的是,客运公司要银行准备盖新大楼的地皮。那块地皮是市分行来选定的,就是借十个胆给他赵国栋,他也不敢擅自拍板,轻易转让给出去呀!但简单地拒绝,清收不良贷款的“好事”又有可能泡汤。

    于是,他采取了缓兵之计,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表明向市分行汇报之后,再给答复。

    把客人送走之后,赵国栋迅速召集钱仲元、孙建伟、李金林三位副组长开会,商议这件突如其来的重大事情。

    听过赵国栋的介绍,李金林首先表示反对。他说,县汽车客运公司在这宗交易中“头头占尽”,全部是对他们有利的。概括地讲,至少是一箭三雕:既处置了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没多大价值的老汽车站的房产,又偿还了银行的贷款,还为新汽车站弄到了一块好地皮。

    孙建伟考虑得较多的,是支行新大楼的选址问题。他认为副县长提到的那些地方位置太偏,是新城区建设二期或者三期工程才能涉及的区域,未来三年都难得开发到那里去,修建支行新大楼肯定不合适,市分行也不可能同意。

    只有钱仲元认为汽车客运公司提出的方案可以考虑。他的理由是:花园汽车站的贷款已经逾期两年多,本息一直收不回来,早已成为坏账。虽说汽车站现在归县汽车客运公司管理,但是县汽车客运公司不可能拿出现金来偿还这些陈年旧账。新官不理旧事,这在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事情。所以,不如趁机收回老汽车站的房产和土地,既化解了贷款风险,又完成了市分行下达的不良贷款清收处置任务,还可以得到一大笔奖励。

    至于收回的房产和土地如何处理,钱仲元认为,出售估计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哪个单位愿意在老城区买房子,连历史悠久的县一中都准备搬往新城区。所以,收回来的房产和土地,只能是银行留下来自用。目前,支行机关人员都在花园大桥头办公,的确太挤了,也没有县支行的样子。花园汽车站位于胜利路与中山街交汇处,地位位置在老城区是最好的。房子看上去也不错,在老城区也是数一数二的。收回之后,可以简单地装修一下,作为支行过渡使用,一楼做营业室,二楼以上办公,再在大院后面空地上建一栋职工住宅楼。这样的话,全行干部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就可以迅速得到改善。

    听钱仲元这么一分析,明确提出反对意见的李金林和孙建伟开始动摇。特别是听说可以在大院后面空地上修建职工住宅楼,他们甚至一边倒地向钱仲元倾斜。

    “那新大楼的选址问题如何解决?”赵国栋仍然觉得事情有点儿悬,特别是不知道市分行会是什么态度。

    钱仲元回答,孝北县新城区建设虽说如火如荼,但真正要繁华起来,起码还得五年时间。五年之后会是什么情形?谁也说不准。所以,支行新大楼究竟选在哪里更好,还值得商榷。A银行可以先在新城区租赁房屋,开办营业网点,保证业务份额不丢失。支行办公大楼建设再从长计议。因为收回来的汽车站装修改造之后,使用五年是没有问题的。至于市分行那里,支行领导班子可以集体去做工作。

    就这样,A银行孝北县支行正式筹建的第一次重大决策,赵钱孙李四人达成了一致意见,并最终得到了市分行的支持。

    洪花路转盘处那块“黄金宝地”转让给了县汽车客运公司,A银行又斥资108万元,在洪花路转盘以南大约一千五百米的地方,买了三十亩耕地,作为建设新大楼的地方。

    老花园汽车站腾退交房之后,支行营业办公楼的装修改造和职工宿舍楼的建设也很快动工,两项工程都由花园镇鼎鼎有名的包工头关金宇承建。

    第二年元旦,支行营业办公楼启用,支行机关和营业室从花园大桥头搬到了胜利路。全行干部员工如同过节一般兴高采烈,县人民银行和其他金融同业也都上门祝贺,羡慕不已。

    又过了半年,支行职工新宿舍楼落成,一时在孝北县城掀起轩然大波,惹得很多人眼红耳热,心生嫉妒。

    人们常说:枪打出头鸟。结果,在贫穷落后的孝北县“率先富起来”的A银行出事了,意气风发、前途无量的副行长钱仲元被检察院抓起来了。值得玩味的是,导致钱仲元阴沟里翻船的,正是老花园汽车站的那宗房产,与支行领导班子做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听王加林在电话里说,钱仲元是被包工头关金宇牵扯出来的,赵国栋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很有些紧张,因为他的屁股也不干净,也曾“笑纳”过关老板的五万元红包。

    既然关金宇能够供出钱仲元,会不会同时供出他赵国栋?

    这事真不好说。象关金宇这样的农民企业家,其实就是暴发户,和唯利是图的商人差不多。他们与你打交道,绝无什么感情和信用可言,也别指望他们讲什么哥们义气。把工程他们做,给钱他们赚时,他们可以叫你爷爷,把你当神仙一样供着。一旦钱赚到手了,或者在你身上无利可图了,你就成了他们眼中的路人,陌生得连见了面都“不认识”。如果你有事反过来求他们,爷爷和孙子的位子就得换一换了,他们是爷爷,你连孙子都不如。

    钱仲元与关金宇认识十多年了,交情据说是非常不错的,现在都被“出卖”了,你赵国栋与关金宇认识才一年多,又没有特别深的私交,别人凭什么为你保守“秘密”?

    想到这儿,坐在会议厅里听课的赵国栋就感到后脊背发凉,眼睛看着漂亮的刘博士眉飞色舞地演讲,却完全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

    一度让他心花怒放的五万元酬金,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更准确地说,成了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如果关金宇把他供出,他辉煌的职业生涯也将和钱仲元一样宣告完结。这是赵国栋最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他最担心的。

    唉,当初为什么财迷心窍,要收下关金宇的酬金呢?五万元虽然是个不小的数目,但对于他这样的银行行长来说,也的确算不了什么。他每年的工资奖金远远不止这个数,兢兢业业地多工作一年,不是比提心吊胆地收别人五万元钱要安心得多?也安逸得多?自己四十岁不到,离退休还有二十多年。要是现在东窗事发,则有可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甚至承担刑事责任。工作肯定是保不住了,那损失的可不是五万元,而是五十万元、上百万元,乃至数百万元啊!这笔账自己怎么就没有算过来呢?更重要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了,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名誉也臭了,肉体和精神上都将受到摧残和伤害,亲人们也将忍受痛苦……

    收到这五万元钱,赵国栋最初是准备瞒着老婆的。并非他想作为私房钱,而是不愿意老婆和他一起担惊受怕。不过,男人的虚荣和爱炫耀的德性,最后还是让他向老婆如实禀报了。

    他老婆知情之后,先是惊讶,又惊又喜的那种表情,既而又有些担心和害怕,因为他们还是第一次收到这么丰厚的大礼,不知道会不会因此惹来麻烦。毕竟,这不是他们劳动所得,也不是他们能够心安理得“笑纳”的。

    “这样不妥吧!还是退给别人,别惹出什么事来。”他老婆提议说,不过使用的都是征求意见的口吻。

    “能出什么事!”赵国栋不屑一顾,“关金宇是单独一个人把钱送到我宿舍的,又没其他人在场。就算他去告发,我不承认他也没有对证,口说无凭。再说,行贿一样属于犯罪,他不至于愚蠢到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

    “万一他身上藏有袖珍摄像头或者微型录音机之类的东西呢?”女人还有是些不放心。

    “他有必要那么做吗?工程又不是没有给他做。钱都赚到手了,他只是为了感谢我们,才分给我们一点儿利润。他何必要留那么一手?关老板是场面上混的人,总不至于出尔反尔吧!”赵国栋显得非常自信。

    赵夫人静下心来想了想,觉得丈夫的分析还是有道理,内心里已经开始默许了。

    她在市档案局当中层干部,也是科长,与赵国栋级别相同。不过,档案局的科级干部与银行的科级干部相比,含金量自然在低得多。五万元对于赵夫人来说,那是很大一笔钱,比她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太多了吧!万一被别人查出来了呢?”虽然有些动心,赵夫人还是觉得不踏实,“听别人说,受贿三千元以上,检察院就会立案……”

    “切!五万元要算多,王道欣这些人早就枪毙一百回了。”赵国栋本来是个优柔寡断的人,此时在老婆面前却表现得出奇的果敢,还故意用炫耀的口吻说,“你可能不知道吧!我们市分行的科长副科长、各支行的行长副行长都是明码标价的。要想得到提拔,就必须送钱。正科二十万,副科十万,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是不成文的规矩。王道欣收了这么多年,副处级干部还不是当得好好的!现在的社会就是这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什么三千元立案!这都是吓唬老百姓,糊弄老实人的。少见多怪!你放一百二十个心吧,把钱收好就行了。”

    自担任孝北县支行行长以来,赵国栋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看到了很多以前闻所未闻的风景。其中,让他始料不及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外快和灰色收入明显增多。

    孝北县成立之初,县政府各部门和县直各单位接二连三地挂牌,招商引资落户的企业也陆续开业,各种成立大会或开业典礼让赵国栋应接不暇。

    每到一处,都是花团锦簇、锣鼓喧天,拉橫幅,扎彩门,燃烟花,放鞭炮,领导致辞,剪彩揭牌。接着到餐馆胡吃海喝,举杯共庆。最后每人带着一份纪念品,各回各家。纪念品五花八门,诸如皮包、皮夹、床单、被罩、景德镇瓷器、报时钟、电子表、旅游鞋、衬衣、水杯、紫砂壶……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小玩艺儿。参加一次活动,就带回一件,赵国栋一般都是扔在新宿舍的小卧房间。时间一长,便堆积如山,稍作整理就如同一家小型超市。这些东西见者有份,价值也不大,算不上行贿受贿,所以,每个人都领得心安理得,有的甚至给没有到场的领导也“讨”上一份。

    “开业潮”风平浪静之后,我们的赵国栋行长也和王加林一样,迎来了被别人尊敬、尊重和央求的“烦恼”。

    王加林只是副股长,是支行的中层干部,来找他的人就踏破了门槛。而赵国栋乃一行之长,求他的人自然更多,要求他办的事情涉及面也更广。

    除了申办贷款和推销物品的以外,请求赵国栋关照最多的,是人事方面的安排。比方,行内员工希望得到提拔,请求调整工作岗位,行外人员希望进入银行,等等。也不管他权力究竟有多大,只要有需求,别人就来找他。这一点,与王加林碰到的情况非常相似。

    事实上,A银行一家县级支行的行长,在人事安排方面的权力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是在支行内部调整工作岗位,比方,从一家储蓄所调到另外一家储蓄所,从储蓄所调到支行机关,或者从支行机关的这个股室调到那个股室,赵国栋行长完全有权决定。但是,如果想从支行调往市分行、省分行或者总行,他就无能为力了。即使是从孝北县支行调往其他条件相对较好的支行,他也很难办到。

    职务提拔呢?普通员工提副股级干部,副股级干部提正股级干部,赵国栋行长能够决定,但股级干部想再上一步台阶,升职为副科级,或者进入支行领导班子,赵国栋则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比方,这次竞争支行副行级干部的陈清平、罗新初、王加林和张文东四个人,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掌握在市分行。当然,赵国栋的建议也很重要,他毕竟是支行一把手,被提拔的人将来是他领导下的班子成员,市分行可能会考虑这个因素。

    至于外部人员进银行,我们可以武断地宣称,支行行长赵国栋基本上没有权力决定。

    在世人眼里,银行一直是让人羡慕、令人向往的好单位。他们并不关心银行是亏损还是盈利,也不考虑银行的发展潜力和前景。眼见为实,他们只注意到银行的办公场所装璜漂亮,显得富丽堂皇,便认定这样的单位不可能垮掉。他们只听说银行职员的工资高、福利待遇好,方方面面都有保障。——这些就足够了。工作嘛,不就是为了赚钱么?能够拿到更高的薪酬,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思维就是这么简单,人们就是这么实际。因此,只要有机会,大家都是削尖脑袋往银行挤。

    已经在银行工作的,他们会想方设法让自己的子女、配偶、亲戚六眷也进入银行。这种“近亲繁殖”现象在A银行表现得特别严重。比方孝北县支行,夫妻二人同在银行、父母与子女同在银行、兄弟姐妹同在银行的就有二十多例,涉及员工数量接近支行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

    不在银行工作的,当然会找各种关系,疏通各种渠道,寻求各种帮助,努力进入银行工作。他们以为,只要进了银行就是进了保险箱,就能和所有在银行工作的人员一样,领到高工资,享受好待遇。其实,这里存在较大的误区。因为银行员工的身份并不完全一样,其中的名堂还比较多,是很复杂的。

    虽然在同一个单位上班,抑或所从事的岗位或者承担的工作完全相同,如果银行核定的身份不一样,所享受到的薪资水平、福利待遇是完全不一样的。

    A银行员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行员、代办员和临时工。行员就是通常说的正式工,是A银行员工的主体,属A银行内部收入最高、待遇最好、工作最稳定的阶层。代办员是A银行内部的二等公民。他们主要从事储蓄、会计、出纳等临柜营业,多为技术性工人,在银行系统举办的点钞、辨别假币、珠算、翻打凭条等业务技能比赛中,往往可以见到他们的身影。做得好的代办员,还有可能担任营业网点负责人,不过,再进一步往上晋升的空间就比较小。临时工则是A银行内部的末等公民。一般为临时性、季节性用工,干一个月领一个月的钱。银行不需要了,或者自己不想干了,就可以随时走人。

    在A银行系统,代办员和临时工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占比接近四成。这些人承担的是A银行最基础的业务,也是最脏、最累、最辛苦、最繁重的工作,但其收入水平远不及正式行员。如果遇到金融改革或者银行经营战略调整,需要精简机构、裁减人员的时候,代办员和临时工就会成为首选对象。银行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从业经历、技术能力、业务水平、所做贡献,即使你在银行供职几十年了,即使你每年都被银行评为先进,即使你在业务技能比赛中得过总行级的大奖,即使你担任着储蓄所主任等管理职务,只要你不是行员,随时都有可能被银行辞退。

    没在银行工作过的人们,哪里知道这些内幕?

    A银行孝北县支行成立之后,陆陆续续调进了五十多人,员工总数已经达到一百一十多人。新增人员中,半数为正式行员,半数为临时工或代办员。无论以哪种身份进来的,都必须经过市分行。县支行见到市分行开出的报到证,才能为相关人员办理入职手续。所以,在进人的问题上,支行行长赵国栋只能是被动地接收,并不能主动引入。不过,正如提拔科级干部一样,他有建议权。至于他的建议市分行会不会采纳,则要看市分行领导——特别是分管人事的副行长王道欣同志的心情。

    令人遗憾的是,外人并不相信赵国栋手上没有人事权。

    一行之长,怎么可能没有招个把人的权力呢?大家都这样认为。于是固执己见地来找他,要他帮忙,求他开恩。无论赵国栋怎么解释,别人都认为是推辞,是开脱,还是坚定不移地给他送烟、送酒、送茶叶、送红包。哪怕是为了争取他的“建议权”,大家也愿意出点儿血。

    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节,赵国栋一直呆在孝感,很多人还是跟踪追击地找上他的家门。陈清平带的是两条玉溪烟和两瓶茅台酒,张文东送了五千元现金,罗新初则花了血本,送了整整一万元。三个人都是奔着孝北县支行副行长的位子去的,他们明知道赵国栋拍不了板,还是希望他积极引荐。四个后备干部中,唯独没有见到王加林这个书呆子的身影。

    节前节后,孝北县一些与A银行有信贷关系的工商企业,也纷纷登门拜望过银行行长赵国栋。厂长或经理带队,办公室主任或财务人员陪同,塞给他五百元到二千元不等的红包。不收还不行,打架似地推辞都没用,他只能迫不得已地“笑纳”。赵国栋觉得,这都属于正常的礼尚往来。

    唯有包工头关金宇,出手就是五万元,自然超出了礼尚往来的范畴。在与老婆认真商量,仔细斟酌之后,赵国栋还是决定,留下这五万元现金。

    决定留下钱之后,他们又碰到一个新的难题:如何处置这五大把蓝盈盈的钞票?

    直接存银行肯定不行,因为这个阶段他们夫妻二人的单位都没有发钱,万一将来有个什么,别人可以在银行查到这笔存款,他们没有办法说明来源。放在家里也没有合适的地方,而且存在安全隐患。

    赵夫人建议,以他们儿子的名义重新去开立一个户头。赵国栋马上否决了,因为公检法对嫌疑人子女的账户,同样不会放过。最后,他们想到了年过花甲的老母亲。

    于是,赵国栋拿着母亲的身份证,去D银行开了一个本外币账户,把五万元人民币全部兑换成美元,以外币的形式存入了银行。

    办理完这笔业务,赵国栋同志非常得意:如果不是金融专家和银行行长,他怎么可能想出这种万无一失的防范措施?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当初,赵国栋为这笔钱暴露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可谓苦心孤诣。如今,真的到了检验他的聪明才智的时候。关金宇出事了,而且已经牵扯出了钱仲元,如果关老板同时供出了他,我们的赵国栋行长能够抵赖成功么?

    上午的课程结束后,赵国栋在会议厅的出口处拦住了王道欣。

    两人步入会议厅对面的一个小房间,都没有坐下,就那么站着开始了交谈。

    听过赵国栋的汇报,王道欣同样感到非常震惊。他从身上里摸出一盒“中华”烟,伸到赵国栋面前。

    赵国栋连连摆手,没有敢接。

    于是他自己抽出了一支,赵国栋马上从口袋里掏出打火机,为领导点火。

    王道欣深深地吸了几口烟之后,对赵国栋说:“这样吧,后面的培训你不用参加了。马上出发回孝北县,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并随时向我汇报。”

    赵国栋唯唯诺诺。

    与王道欣分手后,他连中饭也顾不上吃了,就赶紧回宿舍收拾东西。

    一路走,他还一路拨打着秦司机的BP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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