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的不可开交,甚至“皇位”易主,也都是老刘家的后代,不会便宜外姓人。
但久而久之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刘邦在世时,这些人都和刘邦很亲近,可是世各三代后,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虽然“爷爷”、“叔叔”、“哥哥”、“弟弟”称呼的很亲切,但心里想的却不是一回事。我的就是我的,无论你是谁,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动我的东西。如果一旦动了,我就和你没完。
然而,还是有人会在他们身上打主意——皇帝。这种局面,“皇帝”是不愿意看到的,毕竟自己是无可争议的老大,为了确保自己合法地位,自然而然地要在他们身上做文章。如此一来,这些人会不谋而合地得出一个结论:皇帝不老实,相处需谨慎。
有了这个结论后,“很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皇帝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这对“皇帝”来说是危险的。虽然这些亲戚们平时表现的很规矩,但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壮大实力,确保得利益,捎带提高安全系数。而越是如此,纠纷就愈严重,在相互拉锯的过程中,“兄弟相煎”就理所当然地发生了。
这大出刘邦的初衷。没办法,这也是“分封制”的副作用。当然后世我们所称呼的“军阀”,也存在相似的问题。
这个“副作用”,是很多皇帝们所头疼的事情。汉文帝刘恒头疼,汉景帝刘启也头疼。汉文帝虽然很头疼,但没敢轻易去捅这个马蜂窝,虽然也不动声色地做了一些工作,比如先后将齐国、淮南国各一分为三,不过总的来说,没在这方面搞出更多过火的事情。
但刘启却大不一样了,早在当太子时,晁错就在耳边宣扬“诸侯坐大”的危害性和“削藩”的必要性,其心里深处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这件大事。虽然老娘窦漪房建议他“不要操之过急”,但强烈的“责任心”,让他有些坐不住。
因此,晁错这份削藩策呈上来后,刘启把公卿、列侯、宗室等文武大臣召集一起商议。而这一次,朝廷上却出奇的平静,几乎没什么人反对。当然也有个例外,窦婴是唯一一个唱反调的人。
大家不反对也是无可奈何之举。申屠嘉强争了一把,死了;袁盎反对了一下,走了。混个一官半职不容易,没必要拿着身家性命和晁错死磕。既然皇帝你听他的要削藩,那你就削吧。
在“一团和气”的氛围中,晁错讲出了“削藩”的具体办法:觅诸侯之罪。也就是说,在去刘启亲戚身上挑毛病,按个罪名抓起来,趁势躲了他的地盘。
这真是一个简单便捷的好办法,也是一个不知所谓的办法。这种办法,只有晁错这种个不懂世事、不通人情的狠角色敢提出来。
而有趣的是,33岁的刘启却点了点头,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年轻,还是太年轻了。
晁错提出了办事方略,找到了解决办法,可他漏掉了一条:保障机制。
用他的话来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可如果人家真要反了的话又该如何应对,却没能提出来。这对他来说是危险的。
应该说,他还是个没经世事的书生,只有谋划大略的智商,却没有付诸实施的手腕。一根筋似的往下捅,捅不死别人,就会捅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