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也只能这么说,明明心里都知道,钱引是搜刮民财的工具,但不能那么说。吕颐浩一方,也不能说钱引是害民,因为这样吵就没意义了,江南的钱引还印不印了?印了害民,不印朝廷完蛋。
在为国为民一事上辩不下去之后,言官们开始转向技术层面。赵鼎派说钱引是善政,可以帮朝廷得到财源;吕颐浩派说淮引更好,既让老百姓喜欢用,还比钱引能在江北得到更多的财源。
方法就是江北的官府,包括开封大都督府用淮引充作军费,就不会有人遏籴了。不仅不会遏籴,有的是商人千里迢迢往开封送粮换淮引。至于吕颐浩的财政困境,则可以用借债来缓解,晏湲认为可以借到一百万斛淮引不成问题,比朝廷给吕颐浩的三千万缗钱引更有价值,还不会让老百姓拒绝。
双方围绕着钱引和淮引的利弊,逐条逐条的辩论。
其实两种票据的差别不大,淮引无非是跟粮食和食盐挂钩,对于绝大多数并不会去官仓兑换粮食和食盐的老百姓而言,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稳定的货币罢了。钱引以信用为保证,强制老百姓使用,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只要能维系好信用,是能够通行的。否则两宋的金融体系早就崩溃了,但他不但没有崩溃,还比其他国家发展的都好。但这只是相对的,并不是宋朝玩的好,而是其他国家更烂而已。
钱引的滥觞,早在蔡京执政时期,就出现了大问题。蔡京第一次执政,面对的也是匮乏的财政问题,宋徽宗欠了一屁股债,被商人堵门都是小事,中枢、地方普遍无钱可用才是大问题。
蔡京一开始也采用滥发钱引的做法,结果搞的钱引破产,民怨沸腾,蔡京也因此下台;第二次执政后,蔡京就知道钱引不能那么玩,开始谨慎起来。将钱引的发行量限制到25万贯,流通区域限制于四川、陕西、河东地区,到了宣和年间,才遏制了钱引的贬值现象。可惜靖康之乱,将这种好势头终结了。
蔡京都玩不转的钱引,南宋这些文官其实也玩不转。最大的问题就是没钱,半壁江山要开支比原先大得多的支出,不滥发怎么办?
李慢侯印藩引当然让朝廷顾忌,但当时不是李慢侯一个人在弄,张俊弄的更早。朝廷给不出军费,张俊当时驻扎在婺州,想出了一个办法,印了一种叫见钱关子的凭据。张俊在婺州募集军饷,商人缴纳现钱,换取等值的见钱关子。商人们可以在临安的榷货务换取现钱或茶引、盐引。
因此当初朝廷每次对李慢侯印藩引不满的时候,李慢侯都说这是军票,其实指的就是张俊印的关子。
钱引能够通行,自然是有限制措施的。许多都是蔡京在错误中总结摸索出来的,比如限制规模,一年印一百多万贯;还有换界制度,钱引一界是两年,到期作废。但如果完全作废,钱引也不可能被人接受,因此有换界制度,到期之前,老百姓拿旧引换新引;还有称提制度,当钱引贬值严重,朝廷可以拿出现金兑换钱引,保证钱引的含金量。
但这些制度,都是用来保证钱引信用,可在不同人手中,不同目的下,制度是不可能得到贯彻的。
首先限制措施就被突破了,南宋印的钱引数量已经不能用一百万贯来限制,一千万贯都打不住,过量的钱引必然贬值;换界也被当成了另一种敛财工具,老百姓拿旧引换新引,是有手续费的,官府可不承担这种成本,这种以旧换新的费用,叫做贯头钱,越收越高;保证信用的称提,也变味了。官府拿出现金定出一个汇率来兑换钱引,目的是为了稳定钱引的币值,结果官府兑换的时候,市价已经很低,他们定出一个比市价更低的兑换比例,结果反而助长了钱引贬值。
这些文官玩不好之后,就动用权力强制。印钱引的最大原因,主要是铜钱不足。他们限制老百姓储存铜钱,规定平民之家最多只能储存一万贯铜钱,官宦人家最多可以储存两万贯,试图将铜钱逼入流通领域,让钱引成为储存货币;为了对付老百姓隐匿,就祭出了鼓励告发这种邪恶手段。
为什么不多铸铜钱呢?
因为成本太高!
在南宋低效腐敗的管理体系下,铸造一千文钱的成本高达两千四百文,所以赵构才不断废除各地的钱监,停止铸钱。
印钱还能印赔?南宋就是!
李慢侯在扬州印的藩引之所以稳定,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有粮食和食盐做保证金,其实是严格执行了那些制度,有数量限制,也会动用粮食、食盐来收取过多的藩引,杜绝过度编制,甚至抛售铜钱稳定币值,而不是利用这些手段搜刮。
双方围绕钱引和藩引问题,争吵了好几天之后,双方都累了。赵鼎派开始怀疑这些藩引是否真的在扬州官府手里,哪怕他们拿出了所有的账簿。
最后吕颐浩和李慢侯做出了担保,表明这些就是扬州官府再管这才让赵鼎派没有话说,同意了吕颐浩要用淮引递解军费的建议。
问题是吕颐浩为什么会支持淮引呢?李慢侯真的放弃印刷藩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