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灵魂都捏在我手里!没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因为我是汇集所有秘密的宝库!我掌握着有关世界各国政府的大量情报,关于它们的领袖、将领和高级官员——我在全世界都有情报来源!”
“你已经没有罗琴科了,”军事供应部那个穿黑西装的男子接着说道,他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刚刚才想起一件事:你甚至都不显得惊讶。”
“什么?”
“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也许是所有人——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每天都是这傻乎乎的老习惯,我想这么做也许会让人感到宽慰吧。不过我估计,我们这几个人大部分都听到了罗琴科的死讯……可是你不知道,牧师。我们这位电视台的女士把消息告诉你的时候,你没有大惊失色,没有震骇莫名——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甚至都不显得惊讶。”
“我当然很惊讶!”“胡狼”大喊,“你不知道,我有极强的自制力。”
“这种话如今已经不流行了。”那个金发略带灰色的中年女人咕哝着说。她的专长是人事档案;她也站了起来。
“你们在说些什么?”卡洛斯低低的声音严厉而带着谴责,语调变得更为激烈,嗓门也高了起来,“我是来自巴黎的大人。我让你们过上了舒适的生活,远远超出了你们那可怜巴巴的指望,现在你们竟然质疑我?如果我不算全莫斯科最有特权的人物,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事情——我又怎么可能把精力和资源倾注在这间屋子里的人身上?别忘了我是什么身份!”
“但我们并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另一个人站起身说。和其他几个男的一样,他穿的衣服也是整洁而灰暗的,熨得很服帖,只不过裁剪得要更考究一些,似乎此人对自己的外表非常在意。他的面容也和别人不一样;脸色比其他人苍白,眼神似乎更紧张、更专注,说起话来给人以字斟句酌之感。“除了你自封的牧师头衔,我们对你的身份几乎是一无所知,而你显然也无意告诉我们。至于你知道的那些事嘛,你列举出了我们部门体系中的显著缺陷,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不公,不过这些情况在所有的部门里都屡见不鲜。你完全可以从另外十几个部门里挑出另外十几个人来;而且我敢说,这些人也还是会提出同样的抱怨。这可不是什么新鲜事——”
“你怎么敢这么说?”“胡狼”卡洛斯尖声叫道,脖子上青筋毕露,“你是什么东西,敢这么对我说话?我可是从巴黎来的大人,苏联革命的真正继承者!”
“我是法律事务部的军事检察官,大人先生。我也是那场革命的后代,而且比你要年轻得多。我也许不认识克格勃的头头脑脑——据你说他们是你的喽啰——但我却明白,不通过法律程序擅自处理这种事,不直接向监察部门汇报情况,而是自己私底下去找上级对质,这种行为会遭到怎样的惩罚。就算手里有详尽而确凿的证据,我都不愿去面对那些惩罚,更何况这些不请自来的档案还不知源于何处,很可能就是一些心怀不满的官员凭空编造出来的,他们的级别说不定比我们还低……坦白地说,这些档案我连看都不要看,因为信口雌黄的审判前证据有可能危及我的地位,我可不愿被它们所累。”
“你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律师!”身穿教士服的杀手咆哮着说。他不停地把手攥成拳头,两眼布满了血丝。“你们这帮律师整天都在歪曲事实!一班见风使舵、趋炎附势的家伙!”
“说得好,”法律事务部的检察官微笑着说,“不过,同志,这句话你可是从英国人布莱克斯通Blae(1723—1780),英国法学家,曾任法官、下议院议员。那儿偷来的。”
“你这么傲慢无礼的言行我绝对不会容忍!”
“牧师同志,你也用不着容忍,因为我这就准备走了。作为一个律师,我建议这间屋子里的其他人也都这么做。”
“你敢!”
“我当然敢。”苏联检察官望了望周围的人,咧嘴一笑,玩了一回幽默,“说不定我还得自己起诉自己呢,谁叫我的工作那么出色?”
“还有钱!”“胡狼”尖声叫道,“我给你们几个都送去了成千上万的钱!”
“账目记录在哪里?”苏联检察官回答说,一副无辜的样子,“是你自己确保那些钱无法追踪。装钱的纸袋子要么出现在我们的信箱里,要么就是办公室的抽屉——袋子里还附有纸条,指示我们看过之后就
得烧掉。有哪个苏联公民会承认袋子是他放的?那么干就等于把自己送进卢比扬卡监狱……再见了,大人同志。”法律事务部的检察官说着把椅子吱吱嘎嘎地拖回原地,迈步朝门口走去。
一个接着一个,和来的时候一样,这群人跟上检察官走了。每个人走时都回头看了看这个奇怪的男人;他以如此奇特而又如此短暂的方式,打乱了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每个人都知道,等待着这个人的将是耻辱和处决。死亡。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谁也没有料到。身穿教士服的杀手突然间失去了自制;在内心划过的道道闪电让他狂性大发。他的黑眼睛燃起了愤怒的火焰,这怒火只有随心所欲、痛快淋漓的暴力才能熄灭——他的目的很纯粹,就是要杀死那些没有信仰的人,结果却受到了如此的中伤!他要报复,无情、野蛮而残忍地报复。“胡狼”将桌上的档案一股脑扫落在地,然后弯腰把手伸向那堆报纸;他从散开的纸页底下抓起那把致命的自动武器,咆哮道:
“站住!全给我站住!”
谁都没听他的;于是,最为癫狂的精神错乱状态就主宰了这个时刻。杀手扣动了扳机,男男女女纷纷毙命。离门口最近的几个人被打得血肉横飞,杀手在他们的惨叫声中向外奔去。他跳过尸体,端起自动步枪连连射击,撂倒了街上的几个人。他高声怒骂,恶狠狠地诅咒着这些没有信仰的家伙,要把他们打入只有他才能想像出的地狱。
“叛徒!烂货!垃圾!”疯狂的“胡狼”高喊着从尸体上跃过,冲向他从克格勃和办事不力的监控小队手中抢来的那辆轿车。黑夜已经结束;早晨开始了。
都会饭店的电话振响时简直不像电话铃,而是火山喷发。猛吃一惊的亚历山大·康克林睁开眼,马上摇摇头驱散睡意,伸手抓起床头柜上疯响的话机。“喂?”他说,一时都不知道自己说话时是冲着圆锥形的话筒,还是听筒。
“阿列克谢,待在那边别动!不要让任何人进你们的房间,把枪准备好!”
“克鲁普金?……你在说什么鬼玩意儿啊?”
“有一条疯狗正在莫斯科到处乱窜。”
“卡洛斯?”
“他彻底疯了。他干掉了罗琴科,还残杀了跟踪罗琴科的两个特工。今天早晨四点钟左右,有个农民发现了他们的尸体——好像他是给狗叫声吵醒的,我估计狗闻到了顺风飘来的血腥味。”
“天哪,他精神错乱了……但是,你怎么会认为——”
“我们的一个特工被害前受了刑。”克格勃军官插话说,他知道康克林要问什么,“我们从机场过来时就是他开的车。他是我带的徒弟,而且是我大学室友的儿子。他出身于良好的家庭,是个棒小伙子,但他肯定经受不起那种折磨。”
“你是说,你认为他可能把我们的情况告诉了卡洛斯?”
“对……不过,还不光是这些。大约一小时前,瓦维洛瓦街上有八个人遭到了自动武器的袭击。他们全都给打死了;简直就是一场屠杀。其中一个快断气的女人是信息部的中层主管,也是个电视记者。她说杀手是一个来自巴黎的牧师,自称‘大人’。”
“天哪!”康克林喊道。他把双腿搭在床沿,茫然地瞪着自己那少了一只脚的残肢,“那是他的骨干队伍。”
“所谓的‘骨干’,而且已经是过去时了,”克鲁普金说,“如果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他招来的这帮人只要一觉察到危险就会抛弃他。”
“我去叫杰森——”
“阿列克谢,听我说!”
“什么?”康克林用下巴夹住电话,伸手去拿他那只空心的假肢鞋。
“我们组建了一支作战小队,队员穿的都是便服,有男有女——现在他们正在接受命令,很快就能赶过来。”
“干得好。”
“但我们没警告饭店的员工或是警察,这是有意的。”
“如果警告了你们可就是白痴,”康克林插话说,“我们将就一下,在这地方干掉那个狗杂种!要是有警察到处晃荡,饭店的职员个个惊慌失措,我们根本就干不成。‘胡狼’连膝盖上都长着眼睛呢。”
“照我说的做,”苏联人命令道,“不要让任何人进来,离窗户远点,采取一切防范措施。”
“那当然……你说窗户是什么意思?他得花点时间才能找到我们住在哪儿……他得向女佣和服务生打听。”
“不好意思,老朋友,”克鲁普金打断了他,“不过,假如有一位貌似善良的牧师趁着早晨大堂里忙忙碌碌的时候,到前台询问两个美国人呢?其中有一个走起路来明显还有点跛?”
“虽说你太偏执,这话还是挺有道理的。”
“你们住的楼层高,隔着马克思大道,对面就是一栋办公楼的房顶。”
“你脑子转得也挺快。”
“当然要比捷尔任斯基广场的那个蠢货快。我要是先知道消息早就跟你联系了,可我那个土豆脑袋政治委员两分钟之前才给我打电话。”
“我这就喊杰森起来。”
“一切小心。”
康克林没听见苏联人最后的那句警告。他啪地放好电话,套上了假肢鞋,马马虎虎把维可牢系带往腿肚子上一拴。然后他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格拉齐布里亚自动手枪和三个弹夹。这种枪是专为克格勃设计的,俗名格拉齐,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武器,因为目前自动武器里只有它才能装消声器。那个圆筒形的东西滚到了抽屉前面;他拿出消声器,把它旋到短短的枪管上。他摇摇晃晃地穿上裤子,把枪掖进皮带里,朝房门走去。他打开门,跛着脚走进装饰豪华的维多利亚式客厅,却发现伯恩已经穿戴整齐,正站在一扇窗前。
“刚才肯定是克鲁普金。”伯恩说。
“对。离窗户远点。”
“卡洛斯?”伯恩马上退了一步,转过身面对着康克林。“他知道我们在莫斯科?”他问道。然后又加了一句,“他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恐怕都是肯定的。”康克林简要地转述了克鲁普金的消息,“这一切让你想到些什么?”康克林说完之后问道。
“他已经崩溃了,”伯恩轻声回答说,“这是难免的事。他脑袋里的定时炸弹终于爆炸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他在莫斯科的骨干队伍其实只是个泡影。那帮人很可能叫他快滚蛋,结果他就爆发了。”
“死了这么多人我觉得很遗憾,真的,”伯恩说,“我希望事情不至于搞成这样,但他变成这种精神状态我可一点都不遗憾。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正是他想在我身上看到的——彻底的崩溃。”
“克鲁普金说得没错,”康克林补充道,“他始终有一个精神错乱、自寻死路的念头——找最先发现他是个疯子的那些人算账。现在,如果他知道你在这里——我们必须这么假设——这种执迷就变得更复杂了,他要让你替他去死。也许这能让他感到某种象征性的成就感。”
“你跟帕诺夫聊得太多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
“不用担心。我今天凌晨三点给医院打了电话——巴黎时间是五点钟。他的左臂可能会落下残疾,右腿也许会丧失部分活动能力,不过他们认为他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
“我才不管他的胳膊腿呢。他的头脑怎么样?”
“看样子是完好无损。楼层的护士长说,身为一个医生,他这个病人实在是太难伺候了。”
“感谢上帝!”
“我还以为你是个不可知论者呢。”
“这只是个象征性的说法,你去问莫里斯好了。”伯恩注意到康克林腰间插着一把枪;他朝枪指了指说,“好像有点儿扎眼啊,是不是?”
“扎谁的眼?”
“客房服务,”伯恩说,“我打电话叫了他们的燕麦粥——也不知是什么样的粥。还有一大壶咖啡。”
“绝对不行。克鲁普金说我们不能放任何人进来,我可是答应他了。”
“他这也太偏执了——”
“我差不多也是这么说他的,但这里是他的地盘,不是我们的。窗户也一样。”
“等一下!”伯恩喊道,“要是他说对了呢?”
“不太可能。不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只不过——”康克林的话说不下去了。伯恩把手伸进夹克右边的后襟,拽出他自己的那把格拉齐布里亚,随即朝通往套间走道的门走去。“你要干什么?”康克林喊道。
“也许我这么做太抬举你那位朋友克鲁普金,不过还是值得试一下……你到那边去,”伯恩指着房间最左边的角落命令道,“我把门锁打开;服务生要是来了你就让他进屋——用俄语说。”
“那你呢?”
“过道那边有台制冰机;机器坏了,不过它放在一个隔间里,旁边还有一台百事可乐售货机。售货机也不能用,但我可以溜到隔间里去。”
“感谢上帝创造出了资本家,不管他们走上了怎样的歧途。去吧!”
曾被称为三角洲的梅杜莎成员拨开门闩,打开大门,左后看了看都会饭店的走廊,然后快步冲了出去。他沿着走廊奔向那间单独隔出、放着两台自动售货机的凹室,靠着右边内侧的墙壁蹲了下来。他等待着,膝盖和腿都在作痛——这种疼痛几年前他根本就没有——然后他听到了轮子滚动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响,那辆盖着台布的小车经过他身旁,继续朝套间的门口去了。他仔细打量着推车的楼层服务员;那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白肤金发,个头不高,一副曲意逢迎的仆人姿态。他肯定不是卡洛斯,伯恩心想着吃力地站起身来。他能隐约听到康克林吩咐服务员进屋;年轻人打开房门把车子推了进去,伯恩也平静地把枪塞回了原来藏的地方。他弯下腰,揉了揉右腿的腿肚子;他能摸到一团痉挛的肌肉肿了起来。
情况突如其来,就像一个巨大的浪头狠狠地拍在石滩上。一个身穿黑衣的人影突然从走廊里一个看不见的凹处冲出来,从售货机旁边跑了过去。伯恩一闪身又躲到了墙后。是“胡狼”!